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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你们就告我，何必来问我？”她轻声咳嗽了一下，这几天，她不吃也不喝，声音变得暗哑无光，每说一个字，干燥的喉咙深处似乎有爆裂般的灼痛感。

“你还是不肯交代么？”

“我不知道该交代什么！”她冷漠地抬头，一双眼睛因为消瘦而深陷。但那双眸深处的洞悉，却让人背里发凉。交代，明明是要把她逼到绝路，却偏偏假装慈悲地让她申辩，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早已经被剥夺了话语权。

她该如何交代，交代为什么报社在出事之后，立刻对外宣称她是报社的实习生，编外人员。宣称她是个没有记者证，打着报社名义到处招摇撞骗的假记者？

她又该如何交代，交代为什么金恩彩一边在媒体面前炫耀幸福，说着一切过往概不追究，一边又让经济公司起诉医院？

她该怎样交代，曾对外宣称要查明真相的医院高层，却一口咬定她盗窃病人资料，企图敲诈勒索？

她又该怎样交代，这些口口声声说公正无私，要还她清白的警察，此刻却咄咄逼人地要她认罪交代？

这些她无法交代，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就已经把她罪名落实了不是吗？她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她见过的，没见过的，甚至是听都没听说过的人，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控诉，说她曾经如何卑鄙地利用记者身份敲诈过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个世界太冷漠，雪中送碳的没有，落井下石的却不少。

审讯室内灯光昏黄，面前的警官有些不耐烦地转着手中的笔。他们静默着，齐齐地看着固执的她，沉默让肺叶里的空气都变得压抑起来。这是一场拉锯式的心理战，这些都是有着多年审讯经验的警察，他们用略带警告的口吻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足够她判上个很多年。如果她肯坦白，他们可以向法官求情，让她减刑。可偏偏这个看似娇弱的女子有着强大的内心，劝说和威胁，到她这里都石沉大海，不起半点涟漪。

对警察的问话，她有些心不在焉，低头专注地摩挲着自己的手指。纤细的手指单薄得仿佛可以看见淡青色血管，曾经无名指上住着一颗戒指，有个男子对她承诺终身。如今戒指的印记早已经淡去，她甚至找不到一丝他爱过的证明。

这让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慌乱，生怕自己和他的过往，都成为一场虚无的记忆。那天傍晚，她换了好了衣服，准备出院，她看着窗外，等他来陪自己一起吃晚餐，可最终等到的却是急救室陈楚洋的电话。他说，韶迟出了车祸。当时，她满脑子都是空的，根本捕捉不到“车祸”两个字的具体含义。冲到急症室的时候，她感觉自己的心跳快要停止了。韶迟浑身是血地躺在那里，生死未卜。胸口一阵阵地抽痛，疼得快要裂开。她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直到声音沙哑。

幸福永远都是在离她最近的时候，突然转身。那是怎样的一种恐惧？母亲，父亲，云暮寒都离她而去，如今又轮到了陆韶迟。她亏欠他的太多，在他昏迷的瞬间，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不醒来，她也不要独活。那个念头那么强烈，强烈到现在回想起来都心惊。

如今的她，真的不愿意再去承受，那一次又一次地被遗弃的感觉。面前的警察，有些气急败坏地说，如果她不老实交代，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她觉得有些好笑，判多少年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自己的命本来就是多出来的，多一年少一年，都毫无意义，她本就没剩几年可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