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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着，我心里明白我早就失去理智了，因为我的上司也坐在这里，我还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无论如何解读，当下的场景都是绝对严肃的工作场合，但是我却把它当做了发生在自家客厅里的、我和顾里的撕扯。顾里慢慢站起来，她的姿势和动作都非常缓慢，仿佛坐久了腿就失去知觉，她仿佛忍受着某种痛苦般地离开了会议桌。但是她的表情依然是平静的，只是她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和她冷酷精英的样子太不相称，显得太丢人。

她看着我，准确地说，只是低低地看着我所在的方向，她并没有看向我的眼睛，她的声音里仿佛塞着柔软的绵絮，“我曾经以为你懂得住在云层里，意味着什么。”说完，她转身走了。显然，她也是失败的。她也完全忘记了当下的工作氛围，她将她的感性赤裸裸地暴露在夏天冰凉的冷气里，仿佛一棵树，将自己的根系扯出了地面。她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显然她有点儿激动了，我甚至隐约地觉得她会失控—我意识到，我会这么想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啊，她是顾里，她怎么可能失控？能冷静地在自己父亲的葬礼上看遗嘱的人，世界上有几个？

我的手机此刻在会议室的桌面上悄悄闪烁着来电的灯光，南湘的名字闪烁在手机屏幕上，但是我关了静音，没有察觉。顾里看着我，冲我说：“住在小山丘上的人，滚下去，只会被树木刮伤，或者摔肿脚踝，但他们会活下去，会好起来，会再爬上小山丘去。但是住在云朵里的人，摔下去，就只有死。”两颗滚圆的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滚出来，没有温度，一瞬间就被冷气吹得冰凉。我的胸腔里仿佛是被滚烫的沸水，无数的话语仿佛失序般涌向我的喉咙，而最后冲出我嘴巴的，只有轻轻的三个字：“你活该。”

我说完这三个字后，顾里没有一秒钟停留，她转身推开门，从走道独自离去，走廊顶上暗红色的安全灯，在大理石上泛滥出一片猩红。仿佛满地的鲜血。她的高跟鞋留下一地的血脚印，消失在电梯的门后面。我看着对面的宫洺，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看了看我，最终还是选择什么都没说，走了。他的脸上再一次出现了之前的那种神色，我想我永远都忘不了，那种悲悯，那种同情，仿佛隔着玻璃窗在看一个被隔离了的精神病病人。kitty也转身离开了，她走之前转过头冲我说了一句：“你有病。”

——多年以后，我在想，如果当年我接起了南湘的电话，那我们几个还会不会走到如今的局面？如果当时，我跟随着顾里走出去，看到她坐在消防通道楼梯上疲惫的身影，我会不会走过去在她身旁，安静地坐下来拥抱她，就像我们曾经青春的岁月里，无数次拥抱彼此时一样。

——但是上帝从来都不会给我们，“如果”一次的机会。

每一年的秋天，上海都充满了这样萧索的气息。就算是沸反盈天的世博会，也依然冲淡不了笼罩在整个上海上空的那种泛黄的萧索。世博会只能占据黄浦江湾的一角，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涌来了上海，也只能在那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嘶声呐喊、接踵摩肩。上海实在是太大了，在这样大的范围里面，怎么的热闹，都显得更加悲凉。

就像一整座在凌晨雾气里沉睡的森林一样，一个人再怎么大声地唱歌，一声声空洞的回音，只会让寂静膨胀得更加饱满。

秋天的雨把整个城市浇得冰冷。我的衣服挂到院子的晾衣架上，好几次快要晾干时，就会来一场雨，把衣服浇得通透。马路上到处都是贴着地面的湿淋淋的梧桐树叶，几百年前，当它们从法国移植过来时，它们肯定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如此入乡随俗地长遍上海各个昂贵的租界，它们把这个东方的城市打扮得异常妩媚，带着异域风情，撩动人心，把赤裸的狼子野心和锋利的刀光剑影，全部包裹在它们温柔而慵懒的沙沙声里——像是流莺的歌声粉饰着午夜的凄冷，像是饱满的饭香掩盖着弄堂的贫穷。

北京的柳絮纷飞，洛阳的牡丹富贵，成都的芙蓉锦簇，海南的椰林热浪，都不及上海的法国梧桐矜贵，它们不动声色地拥抱着路边的黑色铜灯，拥抱着夜晚独行的旅人，拥抱着深夜难以入眠的人，它们把茂密的枝干树叶，轻轻地掩在夜色里亮灯的窗口，仿佛保护着一个秘密。

仔细想来，叶传萍成为我们公司总经理的那一天，绝对可以成为我人生最倒霉日子的前三名。

在会议桌上，叶传萍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了我的低级错误，她用一张黄鼠狼的脸告诉大家“低级助理不用再参加以后的会议了”。

宫洺用如同看着精神病人的眼神看着我，不发一言，他的眼睛里写满了高高在上的怜悯，和一种灰色的感情冷冷地对我进行了总结陈词，她涂着鲜红唇膏的嘴唇中间，轻轻地吐出三个字：“你有病。”

然后，在我那句“你活该”的声音里，顾里留给了我一个背影。

我的倒霉并没有结束，反倒是刚刚开始，我觉得我正是应了那句“你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