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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也好，官员也罢，如果他们的职务由上级任命，他们的政绩由上级考评，他们能否得到提拔由上级决定，在实际工作中，却让他们干活看老百姓的脸色，那不是笑话吗？他们为什么要看老百姓的脸色办事？老百姓能给他们什么？“俸禄”吗？虽然俸禄来自纳税人？但给不给他们，纳税人说了能算吗？

我现在其实也能理解他们，他们也不容易。他们都有着浓厚的“短跑心态”，不是定下心来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打持久战，而是追求轰动效应，打速决战。这怪他们吗？不能，因为，这是由体制决定的。在短跑心态驱使下，不少地方发展规划总是变来变去，换一个主要领导就换一种思路，就会重新换一张发展蓝图，而且规划朝令夕改，一届班子就要干几张蓝图，明摆着决策上有主观性和随意性。

新官上任，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只管自个创业绩，哪顾后任背黑锅。短期见效、大出风头的事情精心组织，亲自指挥，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对见效慢、周期长的事则束之高阁，或敷衍搪塞，混几年留给下任，岂愿为别人铺路，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有动作则要求出经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追求轰动效应。

我来到这里才听说，史书亮一上任，就搞全民招商，连上课的中小学教师也分摊招商指针，完不成任务的扣发工资。于是一些部门就招来外地淘汰的项目来应付。史书亮短期内打开了经济建设局面，物质文明上去了，却把人心搞散了，把队伍搞烂了。

望着史书亮和那几个局长，我心里不禁感叹：上级机关选拔干部，往往赐重那些会“造势”、会“来事”的干部。那些在短期内能制造显赫政绩的干部特别受青睐，却不去考虑这些政绩的成本和过程。

当天晚上，我跟杨再田说了赢家中心销售出现了问题的事情。他想了想，说，“你赶紧回去吧，这边的事我来应付。”

我有些不放心，说，“这个天都市的官员都是嘴上说的好听，办起事来却是拖拖拉拉。”

杨再田笑了，说，“天总，跟你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处理这事我明白。”

我说，“这个项目跟咱们以前的不大一样，以后有困难你直接找史书亮。他是咱们的股东，不能只拿钱不办事。”

杨再田道，“看情况吧，我尽量叫萧雅去办。不行我再亲自找史书亮。”

在所有的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这些官员100％包养了“二奶”。而这些情人呢，通过其美貌的外表、万种的风情和深沉的心机，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索、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甚至洗钱机器。贪官和情人表面上是通过“情”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权色交易和金钱关系。从已经披露的众多贪官案件卷宗中，我们看到，贪官一旦倒台，伴随的就是qíng • fù们的翻脸不认人和落井下石。不少贪官还是因为qíng • fù闹事、告发而被拉下马，于是民间又有“反贪靠qíng • fù”的笑谈流传。

我心里明白，史书亮早晚要栽倒在女人身上，不是萧雅也会是别人。但是，在他栽倒之前，他还是很有力有价值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美国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最接近权力，也更有可能是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制约他们，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抱回家。所以，要制约官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求自己的利益，最根本的是要按照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著名的“普遍无赖原则”对官员进行“无赖推定”，为权力设定界限，让权力受到制衡。

可是，我们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在很多情况下把官员假定得太好了，把他们称作“人民的公仆”，认为国家和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他们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在制度设计时，还把职务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和人性好的程度联系起来，以为职务越高、权力越大的人道德品质就越好，似乎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下属只有唯上是从。事实上，大官之中，贪污*的，也不乏其人，*、刘志华官位不谓不高吧，可*起来，照样触目惊心。

有时候跟骆霞通电话的时候我很想倾诉一下自己的烦恼，可是，总是不能开口，因为，我怕让她感觉到我依然现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规则中无法自拔。书包网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八章销售受阻

虽然早有预感，但这一切来得还是太突然。

我从天都市回到公司，张小莹走进我的办公室。递上了销售报表和一封信。我先看了看销售报表，令我大吃一惊，整个秋交会，赢家中心只销售出了十一套商铺，而且全是外铺，内铺的销售是零。而住宅方面也仅仅只有可怜的二十一套。

我皱皱眉头，问，“怎么搞的？”

张小莹红着脸说，“我们的客户资源已经快枯竭了，很多原来有联系方式但未购买的客户已经不接售楼部的电话了，甚至还有人扬言再打他电话就要告我们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