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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忙回答道：“中纪委的同志正在做他的工作------”。

当天晚上，消息传来，黄河仍然在绝食，我告诉习作军：“备车，马上。”

习作军习惯性得答应道：“好的。”

我想了想说：“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去。”

习作军仍习惯性回答：“好的，要做什么准备吗？”

我说：“不用。”

习作军点点头说道：“好的。”

十分钟后就在我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习作军回来了。

我问：“怎么回事，叫一部车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他平静的说道：“没什么，只是在办公厅耽搁了点时间。”

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是省纪委吴国打来的，他劝说我现在去看黄河是不是不是时候，我说：“好了，我已经决定了就挂断了电话。”

车至目得地，司机按了两声喇叭，不久就出来了两位工作组的同志。一见我来了，他们马上说：“余书记，请进，请进。”这个时候，我却没有马上进去，我在等，必竟我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对这一点还是很明的，做事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在这种特定的时刻，做事的分寸一旦把握不好，后果是难以相象的。我做了一个手势，让他们等一等。

然后拿起手机亲自向中纪委的领导说明了情况，很快得到了答复：“首长们同意了。”

说完电话我们便大步得走进了大铁门。

几分钟后，在专案组的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黄河的房门前。专案组的同志们敲响了黄河的房门，并大声的告诉他：“余书记来了，余书记来看你了。”

可能房间里的黄河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专案组的同志在欺骗他。他依然一脸病容的样子躺在床上，任凭专案组的同志们怎么敲门，也不动声色。

但是很快我就用事情证明了他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对着门里面大声的叫到：“黄河，快开门。”

黄河听到我的声音以后猛的从床上跳了起来。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不想信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会来看他。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会离他远远的。他来干什么，真得会是他吗？

站在门外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我又一次对着里面大声的起来：“黄河，你到底开不开门。”

是他，黄河收拾了一下衣服和头发，又去整理了一下床铺，才来开了门。

尽管脸色苍白，神情僵硬。好似带着无限的委屈和绝望。但从表面上看，他依然很平静，嘴角挂着一丝淡淡得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