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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欢而散之后，就是周末，不用去公司的我睡到日上三竿，设置成静音的手机里有几个昨晚同事们发来问候我的短信，无一例外地向我推荐了某种止泻药，可见杜翊昨晚是用了怎样的理由来解释我为什么不跟他们去唱歌。

杜翊没有发短信，也没有打电话。

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楼下那熟悉的叫卖声飘了进来：“收——旧报纸旧书籍——酒瓶可乐矿泉水罐——”

妈妈从厨房探出头来：“小瑜，把那收破烂的叫住，我们有破烂要卖。”

“妈妈，人家的职业叫做废品回收人员，不叫收破烂的。”我扔下遥控器，翻了个白眼，苦口婆心地说教起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乞丐当久了，也能混个八袋弟子，收破烂也能收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妈妈抄起个菜刀就冲出来了，把我推到一边，冲阳台外大吼一句：“收破烂的！停一停！我们有破烂卖你！”

“ok，你们快点哦。”楼下的大叔特别精神地回答，笑容灿烂下，不知道有怎样一颗受伤的心灵啊，乖乖，中国的劳动人民总是这么纯朴。

“小瑜，到后面的小阳台把那两捆书和那个纸箱搬下去，你爸昨晚刚整理好，别弄乱了。”妈妈用菜刀指使着我，让我充分理解了当年毛爷爷说的一句话——“枪杆子底下出政权。”

我点头哈腰着，跑到阳台以自己羸弱的身躯将那两捆书和纸箱嘿咻嘿咻抬来出来，到门口时问了一句：“什么东西这么多要卖掉啊？”

“你小学和初中的书和本子，还有你爸爸的旧《每周文摘》。”

“高中的书怎么不卖？”我不满。

“你个傻丫头，高考完的第二天，高中的书就被你全部扔了。这些书我思量着以后也许有用，一直留着。现在我看我家女儿恐怕也不会再看了，就卖了算了。”妈妈无比惋惜地回答，只是妈妈你拿着菜刀，露出这种表情，真的很骇人。

我的脑海里，回想起三年前6月9日那天，捡破烂大叔惊喜的叫声：“哪个傻b？！这么多书能卖十几块呢，居然都扔了？老婆子，赶紧把我最大的麻袋拿过来！”

我一手拎起两捆书，一手托起箱子，摇摇晃晃走出门去。妈妈急急跑过来，手里拿个空油瓶让我叨嘴里，一起弄下去。我无言着，颤颤巍巍下楼了。一般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女主角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有白马王子半路杀出，抢过所有的东西，帮女主角运下去。但我无比艰难地走到废品回收大叔的跟前，还没有碰上一个愿意帮我一把的人类，更别说非人类了。

大叔解开捆绳，书散了一地。我蹲在地上，随便扒拉着乱七八糟的书和本子。我看见了小学那破破烂烂的课本，和我大学用到期末还是崭新的课本形成鲜明又讽刺的对比。一堆作业本里，我看见三年级时刚刚学写作文时用的两本作文本。

我随便翻开一本，题目一行赫然写着不是很漂亮的四个字——《我的愿望》。

这应该是我三年级最后一篇作文，也是我告别自由写作，进入他们正常人类写作方式的一个里程碑。那天，我的作文被当成范文全班朗读，只不过，我这个范文是反面教材，充作正面教材被朗读的是杜翊的作文。

我这样写道——我的愿望是赚（“赚”字当时不会写，用拼音）钱吃肯德基，如果我的这个愿望不能实现，那我就嫁（“嫁”当时写成了“加”）给一个卖肯德基的。我爸爸说卖肯德基一个月能赚五千块（那时候五千是很大的数目），全家人都能再店里吃饭，而且不用洗碗（“碗”也用拼音）。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经常让爸爸带我去吃肯德基，但是，我发现卖肯德基的都是阿姨，所以我希望在我的愿望实现之前，肯德基里能有几个男性的叔叔。（“男性的叔叔”这个词被老师划了出来，打了个非常大的问号）

犹记得杜翊当时的愿望是当一个科学家，而且是像牛顿那样的科学家，气势震天，好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似的。老师表扬了他，批评了我，说他立志高远，说我趣味恶俗，殊不知，他那叫白日做梦，我这叫实事求是。从此，我学会了他们正常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