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黄河水患终须治（1/4）

前面说的都是康熙年间对内对外硬方面的麻烦，但对内从中华民族诞生之日开始，便有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麻烦——黄河水患。明潘季驯所治理河患的故事还历历在目，治河地区的潘公祠也如同武侯祠一样，在人们心中有所重量。

其实黄河并不是一个有感性的思维实体，也并非存心与中国人作难。它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穿过了宁夏和内蒙古沙漠，还有经过黄土高坡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和黄土；另一方面就是到达了孟津以后那么地势相对平坦，水流不快，泥沙沉积下来，越来越厚，河床也越来越高，只能“改道”。

自东汉以后，治理河患的越来越多的河道官僚中的糊涂蛋，摒弃了大禹治水的“疏、浚、导、引”的四字方针，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用因治水无果的鲧的办法，非要去筑堤来堵。而“改道”也就成了小规模、象征性的改一改罢了。

堤坝修筑的越来越高，这样就让黄河的若干个“泽”全被隔绝，最为可怕的是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也被堵了，这样那么多黄河之水往哪走呢？怎么能不“发火”呢？

康熙继位的时候，当时的黄河所走的路是和今天的地图上黄河不一样的。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的时候，黄河决口的事情一直不断绝于河道的奏章中，其中康熙九年四月的时候那一次，尤其厉害，淮安、扬州两府各县（要知道现如今的黄河是不走这边的）的土地被淹的所剩无几，要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发达，农民以土地为最主要的收入甚至唯一收入，没有收入的时候，佃农还需要交税给地主，最后只能成为逃难的难民，在没有吃的时候，只能是“民大饥，皆相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