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北狼烟(2)——折戟浅水原(3/4)
不要看薛举表面用兵的动静,非常浩大,既在高墌一带大肆劫掠,与唐军对峙;又派遣一支偏师骑兵,袭扰豳州、岐州二地。但是,李世民非常清楚,薛举这样大张旗鼓,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粮草不济的短板。在粮草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薛举十分急于速战速决,急切地想要打败唐军。
显然,李世民看穿了薛举的意图。既然薛举想要速战速决,李世民偏不如他所愿。来到高墌后,李世民立即命令唐军将士,在高墌城外深挖壕沟,修筑壁垒工事,构建防御体系,做好与西秦军队打持久战的准备。
李世民的目的很明显,薛举无非就是想在高墌这个地方,与唐军主力决战,进而速战速决。然而,李世民才不会上他的当。薛举想要决战,李世民就偏不与他决战,而是坚壁清野,严防死守。
总结起来,李世民的战术策略,就是一个字:耗!他知道,西秦军中缺乏粮草,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他们拼消耗,等到西秦军队粮草耗尽,士气低靡之际,唐军大举出击,绝对可以一战而定乾坤!
这是李世民在唐初统一战争中惯用的战法:疲敌之计,并且屡试不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李世民会在战场上,抓住一切稍纵即逝的战机,实行疲敌之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等到敌人人困马乏之时,对其实施雷霆一击。
譬如,李世民在攻打洛阳王世充的战役中,就将这种疲敌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王世充与李世民的数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后,索性龟缩在洛阳城中,保存实力,不与唐军正面交战。
对于王世充的婴城自守,李世民采取的策略则是,对洛阳城围而不攻,逐步消耗洛阳城中的粮食、士气。最终,王世充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下,不得不向河北窦建德求援,相约共同夹击唐军。
如果按照李世民层层推进,不急不躁的疲敌之计,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打败薛举,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李世民精心制定的疲敌之计,却在第一次与薛举的交锋中,意外落败。这样的结果便是,唐朝第一次与西秦薛氏的较量,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发起第二次抗击西秦的军事行动。
按照常理,李世民的疲敌之计,布置周密,不应该出现纰漏才是。事实上,这次的失败,责任并不全在李世民。本来,疲敌之计,如果按部就班地实施,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典战役。问题是,下面的将领,并没有真正领会李世民的意图,将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以至于,断送了这条军事妙计。
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李唐、西秦两军对峙,决战开始之前的关键时刻,唐军内部却发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身为唐军西讨元帅的秦王李世民,突然病倒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率领唐军,刚刚开拔至高墌不久,突感身体不适,竟然一病不起。经过诊断,李世民染上了严重的疟疾。
作为唐军主帅,在此关键时刻,李世民突然身患疟疾,这对于唐军将士而言,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李世民患病,肯定无法再指挥作战。于是,李世民将军中事务,以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了唐军的副统帅: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在李世民养病期间,由刘文静、殷开山负责指挥唐军。
但是,李世民也不是完全就能放心养病。他担心,自己这一病,先前制定的疲敌之计,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万一刘文静、殷开山等将帅,不遵军令,擅自出击,那么,自己所精心制定的疲敌之计,也将前功尽弃。所以,李世民在养病之前,对刘文静、殷开山等人千叮咛万嘱咐,告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差,当为君取之。(《旧唐书·刘文静传》)
李世民早就看出了薛举的短板,西秦军队粮草不足,士卒疲敝。只要唐军将士保持足够的耐心,奉行坚壁清野,稳扎稳打的疲敌之计,消耗西秦军队的有生力量,打败薛举也就指日可待。
然而,在李世民走后,刘文静等人却将李世民的忠告,抛在脑后。刘文静是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同时也是李世民秦王集团的重要谋士。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在军事上得力的助手。
当初,李渊决定在太原起兵,为了稳住突厥,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刘文静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了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当即委派大将康鞘利,率领两千突厥铁骑,帮助李渊攻打关中,同时又献上了一千匹良马。刘文静出色地完成了联络突厥的任务,不仅解决了李渊起兵的后顾之忧,而且又为李渊起兵争取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之后,刘文静一路跟随李渊起兵,从太原一直挺进关中。在这个过程中,刘文静屡建军功。尤其,在对付镇守河东郡的隋将屈突通时,刘文静巧施妙计,袭破屈突通,保证了李渊可以顺利向关中进军,平定了新安以西大片地区,迫使屈突通归降李渊。李渊占据长安后,论功行赏,刘文静升任大丞相府司马,进授光禄大夫,封鲁国公。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拜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同时位列宰相。作为太原元谋的重要功臣,刘文静与秦王李世民、裴寂一起获得一项“特恕二死”的特权,可见,刘文静当时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且,刘文静还是李世民的心腹谋士。
按照常理,刘文静也是为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务虚之辈。更何况,此次李世民率军迎击西秦,刘文静正好是李世民的元帅长史,相当于唐军的副统帅。而且,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刘文静一直和李世民心有灵犀。所以,刘文静没有理由质疑李世民的决策,犯下兵家大忌。
起初,刘文静还是严格遵从李世民的叮嘱,坚守不出,与薛举进行拉锯战。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刘文静架不住手下将领的怂恿。在这些将领的怂恿下,刘文静脑子一热,竟然犯了和李密一样的错误:轻敌冒进,仓促出击。正是由于刘文静的意气用事,才导致了唐军在与西秦的第一次对垒中,意外落败。
那么,究竟是谁怂恿刘文静呢?司马殷开山。李世民在养病之前,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刘文静、殷开山二人,告诫二人,万不可轻易出击。刘文静自然是领会了秦王的意图,可是,殷开山就不一样了,他没有李世民的战略眼光,一心只想建功立业,求战心切。说到底,殷开山就是一介武夫。
在殷开山看来,秦王过于谨慎了,真要打起来,唐军未必会败给薛举。基于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殷开山开始不断鼓动刘文静,主动出击,攻打薛举所部;如果打败了薛举,那将是大唐建国之后,第一份骄人的战功:
王体不安,虑公不济,故发此言。宜因机破贼,何乃以勍敌遗王也!(《旧唐书·殷峤传》)
殷开山的意见是,现在能够打败的敌人,何必要留给秦王去解决呢?那么,刘文静听完殷开山的话,是什么反应呢?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估计刘文静还记着李世民的嘱托,没有答应。
过了不久,殷开山又来劝说刘文静,出兵进攻薛举:“王不豫,恐贼轻我,请耀武以威之。”然而,殷开山这一次的劝说,刘文静的态度,却与上一次截然相反,他也开始犯起了糊涂。
虽然,刘文静一心求稳,但是架不住殷开山反复挑唆。与此同时,刘文静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性格缺陷。此人虽有才华,却过于自负骄矜,利令智昏。经过殷开山的挑唆,刘文静也觉得李世民的战术过于保守,畏首畏尾。最后,刘文静耳根一软,头脑一热,竟然将李世民的嘱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于是,刘文静、殷开山违背李世民的军令,擅自率领唐军主力,出营向薛举准备发起进攻。刘文静、殷开山二人,将唐军主力开到西秦军附近,陈兵于高墌西南,打算在此处,与薛举决一死战。
既然要与薛举决战,就要有一个周密、稳妥的作战计划。可是,刘文静和殷开山,又犯了一个致命的兵家大忌:轻敌。刘文静、殷开山自恃兵多将广,根本没把薛举放在眼里,因此,整个部队几乎没有设防。
原本,刘文静、殷开山不遵军令,擅自出击,就已经犯了冒进的军事失误。如今,整个部队不设防,更是错上加错。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将唐军的侧翼、背后,完全暴露在了西秦铁骑的攻势下。如果西秦军队发起突然袭击,唐军防线必定会全线崩溃。久经战阵的刘文静、殷开山,居然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
这不正是当初李密犯下的失误吗?武德元年(618年)十月,洛阳北邙山决战,李密自大轻敌,在与王世充的决战中,沿途不设壁垒。最终,让王世充钻了空子,发起突然袭击,李密的十万瓦岗军,一败涂地。而今,刘文静、殷开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证明,刘文静、殷开山必将因为他们的失误,付出惨重的代价。
唐军主力倾巢而出,陈兵高墌西南,正中薛举下怀。先前,李世民制定了坚壁清野的疲敌之计,让薛举甚为苦恼。本来自己的粮草就不多,经不起唐军这样的消耗。可是现在,唐军竟然主动出击,而且,部队还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薛举急于速战,认为这正是大破唐军的绝好时机。
因此,薛举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打唐军一个措手不及。看到唐军疏于防范,薛举趁此机会,抓住唐军防线中这一漏洞,派遣一支精兵,迂回到唐军背后。薛举的意图是,从背后对唐军发起袭击,掩其退路。
此时,在后方养病的秦王李世民,得知刘文静、殷开山擅自率领主力离营,震惊不已,根据《旧唐书·薛举传》的记载,“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病中的李世民,料定此战,唐军必败无疑。
震惊之余,李世民立刻亲自写了一道手令,派人送给刘文静、殷开山,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们,让他们把军队撤回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无法左右战局的发展。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九日,李唐、西秦两军,在浅水原展开大战。由于刘文静、殷开山轻敌冒进,唐军仓促出战,防御体系出现重大纰漏;而薛举则诱使唐军出战,派遣精锐,迂回到唐军背后,发起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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