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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胃里早就没剩什么东西了，饶是我低垂着头努力了半天，也什么都吐不出来。最后顺着水池坐倒在瓷砖地上，精疲力竭，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做完晚餐后，艾尔海森便去了兰巴德酒馆提货。

他上个月通过酒馆跟奥摩斯港的行脚商订了批蒙德的蒲公英酒，整整两大箱，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我深吸口气，将掌心紧贴在瓷砖上，借那片尚未被捂热的寒气勉强寻回了几分清醒的意识。

接着，我紧紧扒住水池边沿，用尽最后的力气站起身体。我掬起捧清水洗了把脸，甩甩脑袋，扶住墙面一步一步挪出家门。

幸好，有个因论派教授住在我家不远处。我沿着坂坡向下走了一段，抬手敲开他家的房门。

开门的是他的妻子，见到我时，她愕然了两秒：“贤者大人？您是来找赞塔利的吗？”

我看了眼摆放在玄关的拖鞋，猜测他应该还没回家，于是深吸口气，冷静地说道：“抱歉，事出突然，希望你不要责怪我的唐突。如果可以的话，请问你方便送我去一趟健康之家吗？”

女人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且不论此刻脸色苍白满头虚汗的我看上去有多吓人，更何况我还顶着因论派贤者的名号，她可不确定惹毛了我会不会害得自己的丈夫在院里被穿小鞋。

被送进健康之家后，热情的医师引着我往返了三四个房间，花了整整一个钟头给我做了套全身检查。

最后负责把检查报告送进我手里的，是刚巧来病院神经科取一手研究资料的提纳里。

他往我身边一坐，把报告反向压在自己的膝头，神情古怪，欲言又止。

我被他一反往常的模样吓得不轻：“你这是什么表情？难道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吗？”

提纳里垂头沉默着，半天没说话。

我吐出口气，小心翼翼地问：“我还剩几个月？”

提纳里语气沉重地答道：“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