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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痼疾，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

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

答案是没多少。

无独有偶，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

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

陈经纶在种植甘薯时，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

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但不易人工饲养，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这就有了养鸭除蝗。写成了《治蝗笔记》，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

明廷有重视过吗？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崇祯年间蝗灾肆意，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

又一次，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才发挥其功效。

陈家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将祖辈传下来的养鸭蝗术推广出去，后来在清朝书籍中常见此法。

比如《治蝗全法》就收录此术，且记载使用效果。“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嶂山，山上之蝻，亦一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

回望大明，高产作物、灭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为什么硬生生错过？！

或许，有一件事能给出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