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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铮神情看上去有些疲惫，抬手掐着眉心说，“没事。”

“休息一会吧。”徐桐笑道，打发助理给他送来一杯温水。

时屿蹲在轮椅旁边，仔细替贺铮拢好腿上的薄毯，而后看着他，期间他的目光还会时不时转到身侧的徐桐身上。

“想不想跟我聊聊？”

在再一次视线对上时，徐桐笑着问他，“我还挺想跟你聊聊的。”

时屿便又去看贺铮，“哥？”

“去吧，我等你，”贺铮揉他的脑袋，对徐桐道，“我的任何事都可以告诉他。”

时屿跟徐桐进入咨询室。

因为时屿并不是病人，徐桐收起职业化的那一套，只是像个知心姐姐一样，随口挑起话头，“是想了解贺先生的情况？”

“对，”时屿道。

徐桐看着他，“说实话，在见到你们之前，我很担忧，心里设想过最坏的结果，因为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糟糕。”

六月三十号是贺铮已故爷爷奶奶和母亲弟弟的忌日。

忌日当天，贺铮收到陌生号码发给他的飞机失事的现场视频，那天之后，他平日比较稳定的精神状态再次开始慢慢崩塌。

贺铮自己也感觉到了，他找徐桐做过几次心理疏导，但效果并不好，直到后来泡泡出事，贺铮便撇下公司准备回北又休养。

然而时屿却成了他计划中的变数。

喜欢上时屿却又不敢跟他在一起的痛苦再次给贺铮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垒上一层沉重的负担。

后来贺家人的出现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这是一个渐进加重的过程，之前经过治疗，贺先生对于本家人的攻讦是有一定承受力的，并没有这么容易崩溃。”

徐桐说道，她看时屿脸色苍白，温声安抚，“别误会，给你讲这些，并不是责怪你导致了他的崩溃，相反，你的出现让我看到了希望。”

时屿听不明白。

徐桐解释道，“两年前，贺铮被他外公外婆送进疗养院时，我正好也在北又工作，跟精神科的一位师兄共同负责他的治疗，但不管是用物理加药物疗法，还是心理疏导，我们都没有办法把他从想死的绝望中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