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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铭昊一方顶尖的律师团队截然相反，衡宁窘迫的家庭条件甚至连亲戚去法院的路费都需要东拼西凑，这也注定了在这场审判中，衡宁处于完全无法翻身的最底层。

当时,毫无经验的辩护人在法庭上被对方的律师问得哑口无言、颜面尽失,当时坐在被告席上的衡宁目睹了全程，除了漫长的绝望,更多是对连累了这位亲人的愧疚和无奈。

结局便是他输得彻底,对方律师巧舌如簧,莫须有的罪名扣在衡宁的头上，在原有判定的基础上几乎是进行了顶格处理。

但衡宁怨不了任何人，唯独只能叹惋，贫穷使他丧失了太多正常人应当有的权力。

“当年我没有减刑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一直没有认罪，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承认我的罪名，也从没停止过上诉。”衡宁的气势压得人无法反驳，老丁心想，这样的人或许比他自己更适合去当一名律师，“我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或许是迫于衡宁的淫威，但更多是对这个案件的兴趣使然，老丁将最近接的案子都往后排，优先接了他的案子。

但他没有敢给衡宁下担保——

“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老丁说，“在过去案件没有明显纰漏的情况下，翻案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我只能说我尽力。”

和冯然案不同，旧案重审的难度极大，除去真凶另有其人的冤案，像这样迫于过去环境因素而导致的错判、重判，在现实中几乎没有翻案的案例。

衡宁毕竟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法律熏陶，自然清楚这么一回事：“我知道。”

“但我还是想试试。”衡宁说，“我真的不甘心做一辈子的‘shā • rén犯’。”

另一边，冯然的案件又让《每周观察》红了一把，那些曾经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自然也开始悄悄露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