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化现场（2/3）

由此可知，直接现场也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空间方位，只有这个空间方位才能提供一系列充满活气的综合信息，来确证或否定各种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运行轨迹，很难被局外的捕风捉影所替代。不是说花瓣拼接不出活花吗，活花的生命，在于它在大地上的那个扎根点。

以小见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隔阂与沟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现场为契机。玄奘到印度取经，看似着眼于佛经文本，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发生地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备了充足的母体依据。在十八世纪，当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终于有规模地狭路相逢的时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文化现场的深入，更为主动也更为提前，这只要读一读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国马嘎尔尼留下的日记就可明白，因此在后来两种文明的冲撞中他们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国方面，对欧洲的了解则长期处于“海客谈瀛州”的状态，光凭着可笑的臆想和推断与对方交涉，自然处处被动，笑话连连。

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历史上很多争斗固然起因于权力分配，但也有很多争斗则起因于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异。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间获得疏通，可以靠纵横家们的雄辩之术，可以靠性理学家们启发良知，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互相体察彼此的生态立场，深入对方的文化心理现场。这一点，好像历来并不那么重视，十分可惜。常见的情况是，只获悉对方的一些零星情报，听到一堆无法确证的传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后彼此你一拳我一脚地开打了，至于对方究竟怎么想的，这些想法又有什么环境依据，则都未曾设身处地。此种情景就像老戏《三岔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还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摸清对方的套路，就已经打得热火朝天、气喘吁吁。这时候多么需要有一盏灯啊，把各个方面都照亮。

寻找文化现场，就是寻找那盏能够照亮对方、照亮环境，于是也随之照亮自身态度的灯。多一点这种寻找，就少一点历史的盲目，少一点无谓的消耗。

间接现场

间接现场是指事件已经过去、地点比较泛化的次现场。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余绪犹存，但它们的重点爆发期已经告一段落，往昔爆发的现场残烟缭绕、陈迹斑斑。我们当然不可能赶上一切文化的爆发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寻访遗迹的现场。有时，这种现场在地点上也是不确定的，或许只是一种类似性、可能性的历史情景，遥远的时间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这样，也要去寻访。

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这样的现场。也许有人要说，值得寻访的直接现场已经多如牛毛，为什么还要风餐露宿地去寻访那种虚无缥缈的间接现场？有人甚至认为，寻访间接现场是对现实麻烦的回避，或许是一种安全的生存策略。这都是误解。在我看来，直接现场固然重要，间接现场却也有一系列超越直接现场的地方。

第一，间接现场由于不强调此时此地的直接发生，因此可以提供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对于造就一种恢宏深厚的文化人格至关重要。所以不妨说，寻找这样的文化现场也就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历史并不仅仅是中学、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背景，一种无法抵拒的遗传，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觉地帮助自己和他人整理这种背景和遗传，力图使他们经过优化选择而达到良性组合。这一切，仅仅在今天发生的文化事实中寻找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过身去踏访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间补时间。这种可以兑换为时间的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现场即复杂现场。一个人的历史文化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这样的文化现场溶化过。

第二，间接现场大多已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既交给我们很多信息，又交给我们很多空白和疑问，这就能激发我们的文化好奇性进行探索和研究，使我们从一个旅游者、采访者变成一个思考者和探求者。因此，一切间接现场也都是疑问现场、思考现场。现场的疑问和思考又会驱使我们去读很多书、问很多人，于是便引发出一个深刻的学术过程。相比之下，直接现场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终点，而间接现场则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起点。一种感性的诱惑，开启了一个理性程序，这实在是一件极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可以根据一些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

三年以前，我去山西考察。去之前我已从一些文献中知道，山西商人在清代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金融奇迹，但印象不深。到了山西平遥县，东看西看，有三个物象留下了记忆，一是平遥一带并不存在快速致富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很不相称的高大门楼和堂皇的百年老街；三是街道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印痕。尤其是这车辙印痕，我一遍遍凝视，不能不怦然心动。当年该有多少车马的喧腾才会留下这么深的印痕啊，而身处如此贫远小县城的人们是靠着什么样的本事把这么多车马引到自己身边来的呢？我让这些车辙留在脑海里，开始系统地钻研有关的文字资料，慢慢终于大致弄清楚当年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和衰败史，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羞愧，为自己的无知，更为中国文化的失职。一个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初步金融网络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山西农民手上建立起来了，一种可以与皇家国库匹敌的资金巨流通过这个网络在中国大地上汇集、涌动，并促进了其他各种行业的兴盛，但中国文化对此基本上没有予以关注。记载寥落，阐述无几，更不要说对之进行提升、引导和辅佐了。中国文化如此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但对天下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却缺少起码的关注兴趣和研究能力，而这种实质性变化又恰恰关及人民的生活、民族的财富、历史的推进，文化却漠然对之。那么，文化究竟在关心天下的哪些问题呢？这个疑问开启了我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而疑问的起点，是山西省平遥县百年老街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

是的，起点很小，甚至发现它也有点偶然，但它既然已经出现，并被我记住，就一定有正面、反面、侧面的种种背景，一定有或明或暗的无穷诱惑，足以控制我整个研究过程。有时研究过程被其他事情所积压几乎要中断，但一想到平遥的房舍、街道、车辙，一种现场性、情境性的合力重新构成，研究也就继续下去了。

还可说说我在东北旅行的经历。

大家知道东北有一个名胜叫镜泊湖，是一万年前火山爆发的火山口积水而成，我去那里纯粹是为了旅游，完全没有文化考察的念头。但是出乎意外，去镜泊湖的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宁安县，即清代流放犯人的宁古塔。在那片土地上一站立，数百年前血迹斑斑的wén • zì • yù史实立刻涌现在眼前。我的家乡，浙江、江苏、安徽的那一批批品行高洁、学问渊博的文化人，居然就在这里作生命的最后挣扎？我找不到他们生活的任何遗迹，但心里明白，这里的天穹凉云、黑土丘陵、野草小花应该和当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就不停地徘徊观望。顺着宁古塔再往前走，又毫无思想准备地遇到了唐代渤海国首都的遗址。渤海国的事情在史料中也见到过，印象缥缈而神奇，我们脚下的首都，在唐代应是除长安之外亚洲可数的大都市，但不知什么原因消失得几乎没有了踪影，我们能见到的遗址，是断断续续气势很大的土城墙墙基，以及一口奇迹般留下的八宝琉璃井。怅然若失地再往前走，终于到了镜泊湖。

镜泊湖万余年，渤海国千余年，宁古塔数百年，全都陈列在路边，这不能不使赶路人震撼了。万余年的平静，千余年的辉煌，数百年的血腥，最后只剩下那万余年的平静，而且势必还会不断平静下去。这种组合似乎是故意在演示着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奥秘。我一直在猜想，在宁古塔流放的大学者们，有没有多走几步路发现渤海国的遗址并在心里作出考证？有没有再多走几步路发现镜泊湖的美景而感慨万千？

由于这三相并列的路途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清代wén • zì • yù的历史、东北“流人”的历史、东北文明的创建过程、唐代渤海国的兴衰、唐代政权与周边藩国的关系、都市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市文明在农耕文明和战争逻辑包围下的易碎性等等本来不属于我研究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敏感，一有可能便投入研究，除了已写出《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市》等篇目外，还会不断思考下去。去年，我为此又一次重走了那条路。

那条路，对我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无疑已成了一个永久的动力图像，调整了我的研究道路、拓展了我的文化判断。更有趣的是，不管我在研究那条路边的三个方位的任何一方，另外两个方位都会不期然地隐约其间，大大地增加了思考的宏观层次。我想，别的学者可以有别的研究方法，我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向大地索取课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