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节（4/4）

“就算现在他们的后代娶不到妻子，这种结果也应该是他们自己来承担，而不是去伤害别人来让自己满足。”

“不要说什么身不由己，他们就是做错事情了，他们就是买人了！为什么一个人受尽了磨难被骗被欺负了，等她回去之后她却要受到大众的非议，可能还有人会说，都是大学生了怎么脑子还这么不清楚居然会被拐卖。”

“她是受害者啊，为什么要承受这些流言蜚语？反而是那些买人的人渣，大家会给他们找理由，说他们也很可怜啊，也不是他们自己像这样的，又穷又老是真的没办法才买老婆的，如果有其他办法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循规蹈矩的生活。”

秦珂：“所有人都无辜，反而是受害者成为了罪人。我知道这种事情避免不了，就像是总有一些人贩子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却依旧能生活的很好，能逍遥法外。”

“就像是傅波鸿，如果不是这次调查他的死亡，我们根本不不会发现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他还在他的大别墅里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我就是想问，凭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简单的将所有的一切分成黑白两色。

在很多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者还是很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犯罪者越来越花样百出。

犯罪职业化、组织化，跨境拐卖，还有一些是亲生亲卖。

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还有经济发展水平[1]都影响着犯罪的发生。

那天下午，秦珂眼睛红红的问他，为什么曾高明那种混蛋还要保护的这么好，还要送去医院，不可以教训他吗？为什么不可以判死刑?

她说法律应该是事前法律，不应该是事后法律，如果法律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一律死刑，并且买卖同罪，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悲剧发生了不是吗？

当时赵临渊并没有说话，只是让她发泄。

但

不是的。

对于犯罪行为是否实施“重典”一直是社会各界议论的热点。

有人提出，如果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定义犯罪的利润对与犯罪获刑总成本的弹性大小，则代表了刑事政策对犯罪的抑制效果。[2]

也就是说他们构建了一种成本到收益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成本高于集资诈骗犯罪，但是所得的收益并不如诈骗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重刑对拐卖犯罪会有较好的抑制效果。

犯罪成本高，但收到的钱却不如诈骗，犯罪者可能就会减少这样的犯罪行为。

但是重典和死刑有有着区别，不判人贩子死刑不是因为他们不该死，而是要给被拐卖者一个活着的机会，如果拐卖是死刑，shā • rén也是死刑，同样是死刑的情况下也许他们会做出更过激的行为。

所以曾高明是不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他甚至都不是人贩子，他只是个买家。

这些话赵临渊没有和秦珂说。他不想让她更加的悲伤。

赵临渊看着安静的马路，周围很暗，只有一两盏昏暗的路灯，他朝秦珂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