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1/2）

韩成贵在回韩王村的一路上别提心情有多郁闷了。一方面，他明白罗队长半句错话都没说，如果自己是罗队长，也只能说那样一些话，也肯定除了相陪着汇报者着急上火唉声叹气，再就是一筹莫展徒唤奈何。另一方面，又因罗队长将话说得过于冷静过于直白而大为不快。理是那么个理，但话可以不那么明说嘛！干吗非那么明说呢？其实，他走在进山的半路上，就已经估计到注定是白去一遭了。一年十二个月，几乎月月有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好乡亲乃至优秀的抗日运动领导者落入敌人魔爪。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几个，有时是一批，即使明知他们还没被敌人残酷地杀害，那也只有干着急啊！何况，敌人往往以我们被捕的亲爱的同志、战友、乡亲和领导者为诱饵，布下陷阱，单等我们的营救人员往圈套里钻。稍有点儿大局意识，那就不能轻举妄动啊！每有一个自己人落入魔爪，便找到我们的武工队或正规部队要主张的话，那不简直是儿童般幼稚的行为吗？再者说了，王文琪不是党员，算不上是好同志；不是对敌战斗成员，算不上是好战友；更不是抗日运动的什么领导。就目前而言，往最好了说也只不过是韩王村一个好乡亲。即使在这一点上，也不是每一个韩王村人都认为他是好乡亲。不错，他救了韩柱儿一命，也使一些孩子免受鬼子的伤害，但他在万恶的鬼子面前那种种可以说是下贱之极的表现，却是某些乡亲们打心眼里嫌恶的。他教孩子们唱日语歌尤其是用日语唱日本歌，更是某些乡亲们所难以接受的事。特别是那些有亲人被鬼子杀害的人，背地里已开始叫他“汉奸王”了，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因为这么样一个人被鬼子客客气气地“请”到县城里去了，还没有什么消息从县城传出，预兆着鬼子将要把他杀害了，自己作为韩王村地下党支部的支书，风风火火地急走了一天进到山里，找到武工队队长，逼着似的非要求武工队队长当面给出主张，实在是小题大做、强人所难嘛！但即使理解罗队长半句错话都没说，他心里的不快却难以消除，实际上，他是希望罗队长用另外一些话骗他，比如罗队长完全可以这么说——成贵啊，大老远地进到山里来，辛苦了！你放心回去，我会派武工队员混入县城去打探情况的。如果鬼子并没有杀害王文琪的打算，还则罢了。如果有，咱们武工队一定要想方设法地营救他！他是受过边区正规部队首长口头嘉奖的人，咱们怎么能不营救他呢？或说——成贵啊，你放心回去，情况我一定及时地郑重地向咱们正规部队的首长汇报，如果王文琪的生命确实危在旦夕，那具体怎么个营救法，要按首长们的作战方案去执行。早就该教训教训池田那老鬼子了，说不定首长们意见统一了，咱们就对县城来一次突袭，一举将鬼子都消灭了，将池田那老鬼子活捉了，开公审大会，就地qiāng • jué……

哪怕他看出来了听出来了罗队长明明是在哄骗自己，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那也不枉自己从天蒙蒙亮走到天黑进山一次啊！

偏偏，罗队长是个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一向不打诳语，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的人，结果使韩成贵有了一种类似自讨没趣的委屈感。

他回到韩王村时，天自然又黑了。他女人告诉他，那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过几次了，都为的是向他探听王文琪的安危。

他没好气地说我和大家一样住在村里，又不是住在县城，我哪里会知道呢？

他女人又告诉他，韩大娘也来过几次了，也许有些人还聚在韩大娘家里等他回来。他女人知道他是在党的人，也知道在群众和武工队之间，他是个重要角色。但那女人明智得很，从没捅破过窗户纸。

韩成贵二话没说，喝了一瓢凉水，抓起一个窝头，边吃边就来到了韩大娘家。进门后，见该聚一块儿的人都聚一块儿了。他三口两口吃光窝头，立刻说起了和罗队长谈话的内容。没按实际情况说。觉得若按实际情况说，大家心里八成也会郁闷起来。他是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来“传达”罗队长的话的。他虽然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但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之下，比罗队长说话活泛多了。

大家听了他的“传达”，一个个像吃了定心丸，虽然心情还是无法完全稳定，却毕竟不再是那种坐立不安的心情了。韩王村是有几个人死在鬼子的刀枪之下的，但罪恶不是藤野那个班的鬼子犯下的，而是之前驻扎在那座炮楼里的鬼子犯下的。藤野那班的鬼子们接手炮楼以后，他的战刀尚未染过中国人的血，他那个班的鬼子尚未枪杀过中国人。在别处杀害没杀害无法知道，杀害过多少也无法弄清楚，但自从来到华北这一处地方，进驻了那一座炮楼，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有。或者也可以说，还没顾得上大开杀戒。人的心理是这样的，亲人一旦被杀害了，死人无法复活，悲痛一阵子，渐渐那悲痛就化作了仇恨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又渐渐地，悲痛被仇恨替代了。而悲痛是令人夜不能寐的，担心也是令人无法成眠的。但仇恨却不是那样。仇恨恰恰相反。人心里一旦仇恨满满，反而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实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正是有仇必报、十年未晚的“境界”。可如果亲人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被杀死了，而是被押往狼窝虎穴了，那种不安那种担心，是比悲痛更折磨人的。那是对人性最柔软处“实行”的一种酷刑。虽然王文琪不是在韩大娘家那些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亲人，但他在村里一向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并且一向对乡亲们温良恭敬，很有人缘。说他是一位好乡亲，那是符合实际的。对在韩大娘家那些人而言，尤其是好乡亲。罗队长都当着大家的面吸收他为“内部人”了，那还不是好乡亲吗？他们与那些心里暗生着对王文琪的鄙视的人对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些“内部人”都知道，王文琪那些被某些乡亲所嫌恶所鄙视的做法，是经过一级级批准的。而且两天前的事实也证明了，十几个刚刚唱罢《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孩子，因为会用日语唱歌，哄得鬼子开心，居然一个也没受伤害，是多大的幸运啊！尽管藤野们那天是冲王文琪来的，但若看着中国孩子突然恶性大发，战刀劈一个，刺刀挑一个，开枪打死一个，对于他们那还不是儿戏般的事吗？他们以“内部人”看待“内部人”的眼光看待王文琪，于一般乡亲感情之外，自然又多了份特殊感情。受两种感情的压迫，就都觉得如同自己一个亲人落入虎口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一个个眼睛红肿，分明的连续两夜都没睡好。听了韩成贵的“传达”，都吃了颗定心丸。倒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担心了，而是担心小了。起码，认为王文琪的命是有保障了。于是很快也就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补觉。

韩成贵回到家里却彻夜未眠，翻过来掉过去的，一合眼就见王文琪在被鬼子用酷刑折磨，逼他出卖“内部人”。遍体鳞伤的王文琪则痛苦哀号不止，就要经受不住拷打了。结果惊醒了。惊醒之后，大睁双眼，那可怕的情形也同样在眼前浮现，耳旁仍有声声哀号回响。

一夜噩梦连连的韩成贵，第二天上午谁也没告诉，悄悄进了县城。他要独自打探一下王文琪的处境。他并没去找在县城里的地下关系，怕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而是向一些三教九流的熟人打探。他年轻时曾在饭馆当过跑堂，结交下了五行八作的朋友。但从朋友们口中一无所获，都说没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亲戚王文琪的事。他看得出，他们并没骗他。这就令他更替王文琪担心了——也许从村里押走王文琪不是鬼子的一般行动，而是“特高科”的行动。他那些朋友，大抵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连他们都一无所知，足见那行动的保密程度啊！而被“特高科”带走的中国人，竟然活下来的几乎没有。往往再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也不仅是替王文琪的生死万分担心，也是替自己及村里“内部人”们接下来的安危提心吊胆。倘王文琪经不住酷刑招了，那么鬼子第二次到韩王村去抓的人，首先必是他韩成贵无疑啊！

一无所获的韩成贵回到村里，对自己悄悄进了县城一次的事守口如瓶，没跟任何人说。一无所获，有什么可说的呢？说了，还不是陡增别人的不安和郁闷，所以也就只有自己一人继续受那份儿不安和郁闷的折磨。

又一天过去了，王文琪没回到村里。

又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王文琪仍没回到村里。

韩成贵带回来的那颗“定心丸”，其镇定的效力渐渐在人们心里消化掉了，失效了。人心于是起了变化，替王文琪的担心快没了，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变成对他这个人的猜疑了。猜疑既生，则是越猜疑点越多。是啊，他在日本十来年，说是求学，谁知他究竟在日本成了什么人啊！他被押到炮楼里去，那对别人是九死一生之事，为什么他就能安然无恙地离开呢？他说他跟藤野那厮只不过说了些什么什么，可究竟说的是什么，别人也没法搞清楚啊！为什么藤野信任于他？仅仅因为他在日本待过，日语说得好吗？为什么此次被鬼子客客气气地“请”到县城去那么多天，连点儿关于他的消息都没从县城里传出过？

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已在村里蔓延，全村笼罩在不祥之中。许多人预料某一天鬼子会突然扑入村子，王文琪自然也跟回来了，狐假虎威地带领鬼子抓这个抓那个……

连韩成贵也是如此了。

然而孩子们心里却只有替他们的老师担心，没有什么猜疑。孩子毕竟是孩子，不谙大人们因被伪装蒙蔽所历的危险，也不谙暴力四伏、血腥遍地之年代大人心理的复杂和叵测。他们白天经常聚在村口张望，有的还爬上树，久待在树上眺望，想要望到老师回村的身影。

第六天晌午，孩子们慌慌张张地跑进村向大人们报信儿——又有鬼子们的几辆摩托向本村驶来了！

韩成贵就挨家挨户告诫“内部人”们紧急隐蔽。向村外跑是来不及了。一眼能望到几里地外的平原野地上，跑也没处跑藏也没处藏啊。说隐蔽，其实也就是猫在自家屋里或附近挖的秘洞里而已。

韩成贵自己刚刚猫起来，鬼子的摩托队已进了村。他们和来“请”走王文琪时一样，一直将摩托开至王家院落外。藤野仍在鬼子兵之中，也仍坐在摩托车车斗里，王文琪坐在另一辆摩托车的车斗里。该紧急隐蔽的隐蔽起来了。一时没顾上东躲xī • zàng的，或自认为不至于被怀疑是危险抗日分子的，见鬼子们的来势并无搜捕的架势，而且来的不多，便陆续壮着胆子跟到了王家院落前，一个紧挨一个站成一堆远远观望。他们那么做，是出于一种安全感的促使。好比非洲大草原上食草类动物的种群，当狮豹出现都本能地聚拢那样。事实上那也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一户户被堵在家里，面临的危险更大，被杀害的概率也更高。

他们看到，藤野先下了车斗，然后以特绅士的手势将王文琪请下了车斗。再后，啪地双腿并拢，对王文琪敬了一个极标准的军礼，一转身旁若无人地又上了车斗。而摩托车一辆紧跟一辆调转车头，片刻未停地离开了。

王家门楼歪斜、台阶坍塌的院落前，于是只留下了孤单单的王文琪一人。

村人们远远望着他。

他也不知所措地望着村人们。

村人们都不敢上前跟他说话了。

孩子们也从各家聚拢来了，也远远地呆望着他，不敢上前和他说话了。

他右手缓缓举了起来，分明是在向大家打招呼。

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也举手向他打招呼的。

他那只举起来的手，在空中僵了片刻，缓缓地垂下了，仿佛被看不见的绳索往下拽，仿佛不情愿垂下，却又扛不过那看不见的绳索往下拽的力道。

他一转身快步进入院落里去了。

大人孩子一个个满腹狐疑地散了。

不一会儿，韩成贵也进入了王家的院落，脚步轻轻地走到王文琪住的那间小角屋门外，干咳了一声。

王文琪在屋里说：“听出你是谁了，进来吧。”

一种大郁闷着的语调。

韩成贵进了屋，见王文琪低着头呆坐在炕沿，旁边放着一卷白布。

韩成贵说：“回来了？”

王文琪抬头呆看着他，不说话，那意思是——这不明摆着的事嘛！

韩成贵又说：“你怎么把自己变成了这副样子？”

王文琪从头上抓下军帽，往炕上一摔。接着双手交替褪下手套，也摔在炕上。

韩成贵皱眉道：“聋啦？”

王文琪这才恼火地说：“你问的废话！难道会是我向鬼子死乞白赖非要到不可呀？池田那老鬼子非给我，还逼我在回来之前穿上，我有什么办法？”

韩成贵被反问得也一时说不出话。

王文琪恨恨地又补充了几句：“我一个人被押到了虎口里，满眼看见的全是鬼子。我看池田那老鬼子笑里都藏着刀，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地说话时，眼神儿里都透着杀气。我不是英雄好汉，我骨子里是贪生怕死之徒。在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我每一天的分分秒秒都如同是在刀尖上挨过的，连装也装不出一分英雄好汉的样子。还不是他要我怎么样，我就只有俯首弯腰、奴颜婢膝地怎么样吗？”

韩成贵也默默坐在炕沿，卷了一支烟递给王文琪。王文琪吸过几年烟的，后来戒了。即使在吸烟的那几年里，也从没吸过农村汉子吸的叶子烟。但他犹豫一下，接了过去。

韩成贵也为自己默默卷了一支烟。

二人都吸着烟后，韩成贵垂下目光，望着地面说：“汇报汇报吧。”

王文琪犯了倔劲儿，顶撞道：“没他妈什么可汇报的。”

韩成贵猛一抬头，转脸看他，见他也正恼火地瞪着自己，严肃地问：“你拒绝汇报吗？”

二人互瞪了一阵，王文琪低下了头，语气顺从了：“你倒是要听我汇报些什么啊？”

韩成贵一点儿没变严肃的口吻，审讯般地说：“把你到了县城以后的一切经过，一五一十地都汇报给我听！”

王文琪沉默良久，终于开口汇报了起来……

他的说法是：在敌人进行那次扫荡时，藤野向池田报告了韩王村有他王文琪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中国人，可以经过进一步考验之后，培养成值得他们日军特别信任，而又特别能为日军服务的人。

韩成贵问是藤野那厮对你说的。

王文琪摇头。

韩成贵又问那你怎么知道。

王文琪说他推测肯定是那样。

韩成贵说你的推测只不过是你的推测，别那么肯定。

王文琪又恼火了，也又顶撞道：“你如果不许我说我的推测，那我就没法汇报了，也根本汇报不清楚！”

韩成贵又卷了一支烟递给他，替他点着后，用肩头撞了他一下，缓和了口气说：“你别跟我抬杠嘛！我来听你汇报汇报，这可是为你好。你想啊，鬼子用摩托车将你接到县城里去，一去六天，今天又是鬼子用摩托车将你送回来的，而且藤野那厮还向你敬军礼，而且你变成了这样子，许多乡亲都看见了，许多孩子也看见了。你是聪明人，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不必我说你也明白吧？如果你没做对不起中国人良心的事，那就得有个人替你把乡亲们内心里的种种猜疑消除了吧？靠你自己去消除的话，你有几张嘴呢？由你自己去消除，谁又信呢？那就莫如由我听了你的汇报后替你去消除。当然，首先你得老老实实地向我汇报，并且，得能让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对不？”

王文琪固执地说，他的汇报必须加入他的推测、判断，否则，不仅韩成贵肯定会听不明白，就连他自己也是没法说明白的。

韩成贵愣了愣，强调说那你得这么汇报给我听，你得把你的推测、判断和实际发生的事严格区别开。哪些是你的推测和判断，你要预先来个声明。

王文琪问：讲后声明就不行？

韩成贵不耐烦地说，叫你别跟我抬杠，你还非跟我抬杠！讲后声明当然也行啦。

王文琪就说，刚开始汇报的，是他的推测。信不信，只能随你了。

韩成贵没表示信，也没表示不信，只催促他接着往下讲。

王文琪问：“你认为藤野那厮他为什么要向池田老鬼子报告我这个人？”

韩成贵想了想，摇头。

王文琪说：“那厮是个军官迷，做梦都想在他们日本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中多立战功，胸前挂满勋章，以军官的身份回国返乡。他对自己来到中国四五年了仍是个小军曹，别提有多沮丧了。他曾在炮楼里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讨厌炮楼像讨厌活棺材。’据守炮楼的日军是基本上没有提拔机会的，他的话暴露了他强烈的爬升欲望。那么，想要爬升只剩下了一种选择——引起长官的注意。于是，我就成了他引起长官注意的事。以上，是我根据我的推测所进行的分析、判断。你认为我的判断有道理吗？”

韩成贵不置可否地说：“咱不管他们鬼子之间的鬼事，你快讲你那六天是怎么过来的！”

按王文琪的说法是，池田老鬼子在扫荡中从马上跌落了一次，将腰扭伤了。他被押到县城后，池田先是命他给自己治腰。

韩成贵问：“你又想说，是藤野那厮向老鬼子池田举荐的你，而这是你的推测对不对？”

王文琪说：“对。肯定就这么回事啊。要不没法解释了。我在炮楼里为藤野那厮按摩过嘛！”

韩成贵忍不住又问：“县城里有日本军医，他有什么必要非派鬼子兵骑摩托将你押到县城去？”

王文琪说：“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在日本民间，也是很信服中国的中医的。但在日本军队里，军医差不多都是毕业于军医学院的。而日本维新以后，医学院里逐渐形成了鄙视中医、崇尚西医的偏见。尤其军医学院，所开的课程全是西医课程。所以他们日本的军医，几乎没有中医治疗能力。而治疗腰扭伤，要按西医的方法，得用夹板将腰部夹住，还得终日仰面朝天卧床不动，一天服几次西药丸。少说半个月才能拆夹板，拆了夹板也不会就行动自如了。而且，估计半年一年内是骑不了马的。池田那老鬼子，哪儿能接受这么一套治疗方法呢？治疗肢体扭伤，咱们中医有诀窍。按摩加上敷膏药，见效快，愈后情况好。可他们的鬼子军医不行啊！请县城里的中医吧，老鬼子又防戒心极大，唯恐遭到咱们中国人暗算。所以嘛，藤野那厮一举荐，他当然就同意啰！”

韩成贵眯起眼，又转脸看王文琪。

王文琪也转脸看他，也坦然而期待地眯着双眼。

韩成贵终于说：“算你判断得对。”

王文琪就又娓娓道来地往下说，他被押到县城以后，由藤野带到了长官居住区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有单人床、床头柜、暖水瓶、水杯、钟表、尿盆什么的。总之，旅馆房间应有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全有。不同的是，门外有名小鬼子兵把守，“三八大盖”步枪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

韩成贵揶揄：“亏你还知道‘三八大盖’！”

王文琪苦笑：“那谁不知道啊！”

他说，在那间小屋里，藤野那厮才告诉他，为什么把他请到县城。还双靴一并，弯一下腰，用日语小声说请多关照。藤野走后，他无所事事，想到屋外观察观察环境。刚一推开门，被小日本兵用刺刀挡住了。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往床上一躺，回忆中医治疗腰部扭伤的种种经验，思忖先用轻柔的手法好还是先用深重的手法好；一次按摩多长时间；该用哪几种膏药；怎样取得池田老鬼子的信任，才能使他尽量配合自己的治疗；等等……

韩成贵问：“你还心想，只有治好那老鬼子的腰扭伤才能顺利脱离虎口对不？”

王文琪回答：“对。”

韩成贵又问：“也这么想，如果治不好，离开虎口就很难了？”

王文琪回答：“不错。”

“万一没治好，反而加重了，那老鬼子肯定轻饶不了你。还这么想了吧？”

“确实。还那么想了。”

“所以，使出浑身解数，也要把那老鬼子的腰扭伤给治好了——这是你想来想去，最后的想法吧？”

“正是。我想的有什么问题吗？”

“又杠！我那么说了吗？”

“这一次是你跟我杠。”

“我是跟你杠吗？也得允许我推测推测你，有点儿自己的判断吧？”

“我当时只身落在虎口里，面对的是装着客气、骨子里穷凶极恶的鬼子，我不推测行吗？你是在我家里，咱俩都是‘内部人’，你犯得着也推测我吗？”

“正因为咱俩都是‘内部人’，所以我才心里怎么推测的，嘴里就不绕弯子地问了。别啰唆，赶紧汇报！我可有言在先，今天你不老老实实汇报个一清二楚，从明天起，那你就不再是‘内部人’了！”

韩成贵最后一番具有忠告意味的话对王文琪的逆反心理起到了解构性的作用，王文琪不再抬杠了，他的汇报开始变得自觉了。

按照他的讲述，当天晚上，藤野陪他在军营中的长官用餐室共进晚餐。所谓长官用餐室分为一室、二室、三室。一室是池田及参谋长、宪兵队长等高级长官的用餐室。藤野与王文琪面对面坐下后，倍感荣幸地告诉王文琪，那是第一餐室。王文琪自然也相应地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来。没上酒，却吃到了久违的大米饭。藤野说，那可是正宗的日本北海道大米，是专列从日本运来的，特供给团以上长官的。王文琪心事重重，面对着雪白的大米饭和香味四溢的红烧肉，也还是觉得腹胃胀气，没有食欲。倒是相陪的藤野狼吞虎咽，直撑得肚子突凸起来，饱嗝不断，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碗筷。

饭罢，藤野将王文琪引领到了池田的长官办公室门外。鬼子卫兵都没让藤野进入，他只得盘腿坐在门外的木板廊阶上等着。卫兵搜了王文琪的身以后，才允许进去。池田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是相通连体的三大间屋子，王文琪正站在办公室中央犹豫着该不该往里走，一位戎装挎刀威武雄壮的军官从会客室大步而出。王文琪以为他便是池田，赶紧鞠躬，连说：“皇军万岁万万岁！”那军官傲慢地声明自己并非池田大佐，只不过是他的副官。之后，示意王文琪跟随着他往里走。走过会客室，也就进入了池田的卧室，那卧室有四十平米，除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两个中式衣架，角落那儿的一个大木桶以及一张不大的桌子，再就没别的东西。两个衣架一立于床左，一立于床右。立于床左的，挂着军衣军裤军帽；立于床右的，挂着军刀和套中的短枪。而桌上，也仅有一面小圆镜和洗漱具、刮脸刀而已。

池田原来是瘦小老头，刚出浴，穿着和服，出家人似的在床上打坐。副官和王文琪进去后，他连眼都没睁一下。他显然刚修了面，一张苍白瘦脸刮得铁青。已经快完全秃顶了，一圈稀疏灰白的头发贴脑壳梳得顺顺溜溜的。

副官走到床前，俯身用日语低声说：“大佐，那个姓王的中国人在您面前了。”

池田仍没睁一下眼，仿佛坐化了。

副官也不再说什么，大步然而是轻轻地走到大木桶旁，拽一根垂在桶边的绳子，于是将桶内的一个木塞拽了起来。那桶连着一截胶皮管，分明的，可将水放到外边的水沟里去。副官那么做时显得特麻利，看得出那也是他的一种职责。

在汩汩的流水声中，池田老鬼子终于睁开了双眼。

王文琪暗吃一惊，他没想到那老鬼子有一双与其瘦脸不相适的大眼睛，一双深陷的大眼睛，目光冷飕飕的，流露着老谋深算。这使他的头看去像一只鹰的头。如果他还长着鹰钩鼻子，那就更像了。虽不是鹰钩鼻子，鼻梁却挺高的。那老鬼子没留胡子。肯定是因为连胡子也花白了，若留反而有损长官形象。

他用日语叫王文琪走到他跟前去。他的话说得声音细小，王文琪无法判断那算不算是一种和气的语调。但不能算凶恶，甚至也无威严可言却是真的。

王文琪怯怯地走到了床边；一半是真的忐忑，一半是装的。

老鬼子问他打算怎么治。

他说那当然要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地治了。

老鬼子就无声一笑，对他的回答做出了满意的表示。

他请老鬼子背对他坐到床边，说是要先检查检查扭伤的情况。

老鬼子又一笑，默默照办了。

这时副官也站到了床边，左手握刀鞘，右手握刀柄，防备地盯着王文琪的一举一动，随时预备拔出刀来一刀将他劈为两半的架势。

此时的他，也只有当那副官并不存在，当自己确是一位推拿高手，池田那老鬼子也只不过是扭伤了老腰的患者，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地为其检查了。结果令他七上八下悬在胸膛里没着没落的一颗心稳定了——池田老鬼子的腰椎关节两节发生错位，使两侧的软组织扭曲，显然那会压迫到两侧的神经，并影响两侧血管中的血液正常运行。只要能使两节错位的关节复位，一切痛苦症状自会消除大半。

他问老鬼子头晕不晕，双腿麻木不麻木。

老鬼子回答头一直晕，双腿麻木得不听使唤。

他说那是必然的，将自己手感的印象说了一遍。

老鬼子问：没拍片子，你的手感印象肯定准确无误吗？

他自信地微笑道，那是中医推拿师的一般经验，绝不会有误。自从坐上鬼子的摩托车，他第一次脸上露出了笑模样。同时暗想：你个可恶的老东西，今天也得依靠中国人来替你解除痛苦了吧？

老鬼子又问那你打算怎么治呢。

他说以自己的经验，虽不敢言手到病除，但使关节复位是不成问题的。老鬼子说那开始吧。

于是他请老鬼子背朝自己侧卧下去。

他和那老鬼子始终说的是日语。老鬼子的日语有浓重的北海道腔调，而他说的是极标准的东京日语，即日本的官话，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员才能达到的水平。池田老鬼子是从关东军调过来的，已来到中国多年，参加过日俄争夺旅顺的战役。那老鬼子在军中被誉为中国通，中国话说得挺溜儿。但他一句中国话都不跟王文琪说，王文琪推测，是出于骨子里的傲慢。也许他认为，跟一个“支那人”细声慢语地说日本话并不有损于他作为大日本皇军军官的威严，但用“支那语”跟一个“支那人”细声慢语地说就有损于了，那是“支那中国人”不配享有的待遇。心里这么推测，王文琪就成心将每一句日语都说出日本官话的标准，并在内心里暗自获得一种语言优于对方的快感。那老鬼子显然也觉得自己在日语方面自愧弗如了，能用点头或摇头表示的话就干脆不说了呗。

王文琪请老鬼子放松身体，一肘抵住他后背，一手扳住他的髋骨，轻轻哼着日本民歌，摇动一截圆木似的来回摇动他的身躯。摇着摇着，骤一发力，但听咔嚓一声骨节响，老鬼子同时哎哟大叫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