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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飞机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看见一个小黑点又出现在天边，嗡嗡声越来越大，渐渐看见飞机轮廓……继续下降……俯冲……着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脸出现在舷梯边，多少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两人，好像欢迎归来的英雄。梅贻琦脸色微微有点发白，紧紧握住王云五的手，道：“方才是患难朋友，现在又变了安乐朋友！”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

蔡元培在“五四”

建国以来，一向的说法，都是讲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支持和鼓励学生，为被捕学生的释放竭力奔走；这几年有议论称“五四运动大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有问题”，于是又有学者有鼻子有眼地叙述“五月四日清晨”，蔡元培如何亲自赶往北大，力劝学生莫要游行。这些前后说法，让人看了颇有些迷惑于事实真相究为如何。历史这东西，虽不见得如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却很像频频曝光的影视明星，总是向观众展示讨好的一面。

其实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得明白：“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为什么这次就不劝阻了呢？是不是蔡元培思想有所转变？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确实为营救学生不遗余力，但当5月8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后，蔡元培却于第二天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辞呈，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在如此紧张关头遽然离京，这个举动颇有可玩味处。蔡元培留给北大师生的便条上开头便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出自《风俗通》，意为路旁小儿赞马快，乘者喜之，乃驱驰至死。蔡元培自喻为马毫无疑义，然而“道旁儿”是指谁？有人说指游行学生，有人说指北洋政府。蔡元培后来自己也向外界说明，他的出走只是不满于政府。但从蔡元培后来的言行分析，“道旁儿”亦可能兼指学生，因为彼时政府是在弹压学潮，其行为与道旁小儿喝彩反致马死并不相类，只有用学生对蔡元培的期许来比拟才讲得通。

蔡元培长北大以来，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就是他的名言，1919年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天，他获悉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立刻召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告知此事。看起来，蔡元培在明确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确实有“将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的想法。因此他对学生游行并不劝阻，且有支持之意。

但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很快出乎了蔡元培的意料，火烧赵家楼这样的暴力行动显然不符合蔡元培的教育原则。5月4日当晚，他参加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翌日便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恐怕蔡元培已萌去意。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学生罢课的，我们不要忘了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后面还跟了一句“救国不忘读书”，像他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肯定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

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蔡元培就只能辞职离校了。据当时北大教务长，后来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他和其他师生代表赶到杭州，苦劝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但是这次看似相当成功的运动却给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留下了一个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