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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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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摇摇头:“不,我负不了这个责。”

这时蔡继刚又忍不住了:“二位长官,庞炳勋的情报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我认为,我们作好敌人从北面进攻的准备总没有坏处。”

蒋鼎文有些不悦:“督战官,你的提醒我注意就是啦。我军部署方案基本不变,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了?那就先散会吧。”

散会后,蔡继刚走到司令部院中的花园边,在一排绿篱旁停下脚步。刚刚浇过水的小叶黄杨萌出嫩叶,青翠欲滴,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春意,他忧心忡忡地陷入了沉思。

蔡继刚是安徽桐城人,这一年整40岁。他父亲蔡朝云是晚清举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督军府参谋、外交督办等职。蔡继刚自幼在家乡读书,192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6年他清华毕业后决定投笔从戎,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赴美考入弗吉尼亚军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蔡继刚早已从军校毕业,正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游历。那段时间他玩得很开心,因为他历经千辛万苦在丛林深处找到了传说中的食人族,还和一位食人族青年交上了朋友。

那个土著青年一开始把蔡继刚当成了猎物,准备先杀死他,然后把他的尸体风干后存起来慢慢享用。两人交手的过程很简单,土著人虽然动作敏捷灵活,但并不擅长格斗,当他举着一支吹管准备向蔡继刚吹出毒刺时,蔡继刚一掌打飞了他的吹管,紧接着土著人的睾丸遭到膝盖的重击,他疼得弯下了腰。蔡继刚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拎着他的脑袋在一棵高大的马黛树上连连撞击。土著人对这种野蛮的打架方式感到很不适应,他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撞晕了。土著人醒来后摸着自己满头的紫包大为诧异,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野蛮了,没想到这位长得貌似印第安人[2]

的家伙比自己还要野蛮。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土著民族大部分都讲究生殖崇拜,他们认为裤裆里那个东西比较神圣,自家人打架时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决不照那个地方打,这是延续种族的必要工具,而不是某种攻击性武器。土著人实在想不明白,眼前这家伙怎么能如此不懂规矩,竟毫无顾忌地往生殖器上踢呢?

蔡继刚可管不了那么多,一旦出手就异常凶狠。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生长在热带丛林中身材矮小的土著居民,打架虽然不怎么样,可玩起独门暗器来个顶个是高手。用吹管发射毒刺那都是小意思,你永远也弄不清他们都有些什么歪门邪道的暗器,他们可以无师自通地从热带植物中提取诸如生物碱之类的剧毒,然后涂抹在暗器上,让人挨上一下就完蛋。蔡继刚从军校毕业后,便在世界各个角落游荡,为的是增长见识,磨炼意志,锻炼自己处理危机的能力,以便将来回去报效国家,而绝不是为了被一个处于蒙昧状态的土著人当成点心吃掉。要是一不留神着了这小子的道,个人丢命是小事,传出去非让人笑掉大牙不可,做鬼都没脸面。

蔡继刚忽然惊喜地发现,这土著人居然略通英语,因为他嘟囔着几句简单的英语:“你是个魔鬼,我不和你打……没有人可以和魔鬼打架……”

蔡继刚用英语回答:“你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无缘无故夺人性命。”

土著人毫无愧色:“我在狩猎,因为我饿了,杀了你我才能吃到饱饭。”

蔡继刚顿时大怒,这tā • mā • de算什么理由?土著人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感到很不高兴,你凭什么吃老子?老子还想吃你呢。蔡继刚一生气,好久不用的国骂就脱口而出:“去你妈的……”可转念一想,这小子听不懂汉语,还是说英语吧。蔡继刚和颜悦色地用英语告诉他:“现在你成了我的猎物,我也饿了,准备把你吃掉,你同意吗?”

土著人摊开双手,表情夸张地说:“我除了同意,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蔡继刚被他奇怪的逻辑气乐了:“那你能给我个建议吗?你是喜欢被烧烤呢,还是喜欢被煮熟了吃?”

土著人回答:“你应该先杀了我,剩下的问题需要自己考虑。”

蔡继刚忍不住大笑起来:“如果我不杀你,我能得到什么?”

土著人考虑了一下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奴仆,或者……一个朋友。”

蔡继刚说:“那好,我不杀你,我们做个朋友吧。”

土著人点点头,又提出一个令蔡继刚大为恼怒的建议:“我们可以再找到一个人,合伙杀死他,一起享用他的肉,你可以多吃一些。”

蔡继刚差点儿又用汉语骂起娘来。

他决定给土著人起个名字,于是想起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鲁滨孙流落荒岛28年,在岛上收留了野人星期五。眼前这个一心一意想吃人的土著青年干脆就叫星期五吧。

通过和星期五交谈,蔡继刚得知,几年前有个国籍不详的白人探险家,划着独木舟沿亚马逊河顺流直下,走到这里时船翻了,那个白人刚刚爬上岸就被食人族的弟兄们抓住,本想当晚就杀掉,用于改善生活,可部落首领认为此人太瘦,食用时可能口感不太好,便决定等养肥了再吃。于是,星期五被派去看守这个囚犯,和他一起度过了几个月时光。这个白人教会了星期五一些简单的英语,但星期五没有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那白人最终还是被吃掉了。

那次部落宴会星期五没有参加,他拒绝吃自己老师的肉。

蔡继刚本来想去部落里看看,但星期五拒绝带路,他认为蔡继刚一旦走进部落,一定会被吃掉,他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变成美味的食品填饱别人的肚子。星期五帮助蔡继刚在一棵巨大的马黛树上搭了个窝棚,他时常溜出部落给蔡继刚送来一些令人难以下咽的食品。在蔡继刚逗留的十几天内,星期五还教会他不少丛林知识和生存技巧,两人相处得很愉快。若不是部落里其他土著发现了两人的秘密,蔡继刚也许还要在窝棚里多住些日子。

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星期五惊慌地跑来通知蔡继刚,部落里有人发现了他的窝棚,前来抓捕的人马上就到。蔡继刚匆匆告别星期五,以长途奔袭的速度逃离了这片危险的丛林。

几天以后,衣衫褴褛的蔡继刚出现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他住进当地最好的一家旅馆,先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上睡袍坐在露台的躺椅上,一边品尝着哥伦比亚咖啡,一边浏览刚送来的《华盛顿邮报》,这一天是1931年9月20日。蔡继刚在报纸的第4版上发现一条新闻,他顿时扔掉咖啡杯蹦了起来。就在两天以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了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自溃,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和辽宁全境。

蔡继刚顿时气血翻涌,经脉逆行。该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日本军队的动向,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他早就断定,那些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人早晚会整出点事来,这是一群成天拎着脑袋要和别人换命的家伙,他们厌恶和平生活,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报效天皇。如果眼下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他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战争借口。这个不安分的大和民族,既然中国不幸与它做了邻居,那么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蔡继刚当即决定回国,他的想法很简单,祖国有了危难,身为军人,他理应血洒疆场,报效国家。回国后,经清华校友介绍,他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财政部税警总团,任上尉连长。

这个税警总团在中国现代建军史的地位绝对非同小可,它原是1930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准军事武装,但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居然建成了一支连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它的人才选拔全由宋子文亲自网罗,各任总团长全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税警团对士兵的招募要求也很高,文盲一个不要,最起码念过几年“私塾”。

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全部装备欧美武器,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该团还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一套与国军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蔡继刚在这支部队中一直服役到1937年的淞沪会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国民**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延缓战争的提前爆发,以赢得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在此期间,国民**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1933年开始利用中德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式军队,收复东北失地。到了1936年,国防委员会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精锐师的扩军计划。

早在1933年,国民**鉴于“一·二八事变”的教训,针对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决定在京沪杭地区构筑规模巨大的国防工事,于浙江境内修筑了两条国防工事,即“乍浦—平湖—嘉善—西塘”防线。此国防工事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主持修建。该工事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工程可谓浩大,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尚未全部完工。

国民**还派出采购团赴德、法、意、美等国采购最新式的火炮、作战飞机和坦克。

在以后的岁月中,蔡继刚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是战争再晚爆发几年,我们的抵抗会更加从容,也更有把握一些。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个偶发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都没有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战后所有证据都指出,此事变绝非预谋,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部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当时主政北平的中方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国民**正与延安的中共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发生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

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浦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向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蔡继刚急促的嗓音惊动了在场的所有将校,他们都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年轻的中校。老校友孙立人上校还向蔡继刚挤了挤眼睛,以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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