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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就是她的一切。漫长的旅途、十个小时的谈判以及因肺炎所致的发烧使洛伊斯疲惫不堪，她在权衡利弊：其他妇女的赔偿额都已确定了，现在只剩下凯西、朱迪、安吉尔和她自己。凯西和安吉尔都过于虚弱，根本不能承受另外一次审判。既然她们已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走了那么远，她不想独自，或仅和朱迪一起参加审判；她也害怕第四次站在证人席上；她的记忆力已经衰退，再也想不起来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了；她知道如果她们得到了数额较大的损害赔偿，奥格勒比·诺顿也会上诉，这样还要等若干年才能最终解决这个案子。

权衡之后，她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现在是放弃战斗、接受对方的要约的时候了。"我想如果我们同意和解，就不会看到正义；但即便是继续参加了审判，也可能看不到正义。坦率地说，我同意和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知道如果再来一次审判，我是否还会记得所有的事情。"凯西和朱迪不像洛伊斯那样在乎这个案件，她们也跟着洛伊斯接受了和解。"我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朱迪说，"但我别无选择，我认为自己无法独自参加审判。"斯普伦格尔代表安吉尔·阿拉斯帕，接受了相当于洛伊斯得到的赔偿额的一半的六位数的赔偿。

奥格勒比·诺顿同意和解的条件是，妇女们在1999年1月15日拿到支票之前，不得把自己得到的赔偿额告诉他人，也不要互相告诉；否则，将罚款一万美元。但现在，除了安吉尔·阿拉斯帕之外，她们已经知道每个人得到了多少钱，她们错误地以为斯普伦格尔为安吉尔争取了一百万元。

梅维·梅基后来到了会议室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她大叫着："我得到我银色的汽车了！我得到我银色的汽车了！"梅维一直说她想买一辆崭新的银色福特皇冠轿车，来换下她已经用了十四年的旧车。"我总共去明尼阿波利斯开了三次和解会议，每次我看到银色轿车从我身边开走时，我都会说，'那就是我想要的。当我得到我的银色轿车时，我非常满意。'"梅基的欢呼使周围的人吓了一跳，旋即，他们又都大笑起来。"她所经受的苦难应该让她得到十辆银色轿车的，"马茜后来说。

律师们习惯于为争取每一分钱的利益而付出努力。他们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在陪审团的审判中，和解非常普遍；但对博勒来说，这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在案件就要结束时，她明显感觉到了失望。一方面，她已经为陪审团审判准备了整整一年，但现在审判却永远不会发生了。如果不考虑风险的话，她希望妇女们能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以便她们能发泄压力、不满，而不公开的和解却永远不会给妇女们这样的机会。这种制度也让博勒感到挫败，因为它使妇女们的情况日益恶化而非改善，至少对洛伊斯和凯西而言是这样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帮助她们，而不是伤害她们。集团诉讼通常都会引发制度的变革，确立新的标准，但这个案件却表明在取得这些变化时，要有人做出牺牲。"以后，博勒在反思时认为，妇女们或许原本可以忍受工作的压力。"如果她们一直低着头做人，可能现在还会有工作，也可以上班。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但我确实认为如果不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而是保持沉默，或许她们经受的压力会更少一点。"

第二天晚上，博勒和丈夫一起参加了除夕聚会。那时，她想如果审判继续进行，她现在可能还呆在办公室；而现在，她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当然，她要花时间习惯。

对保罗·斯普伦格尔和简·兰来说，事情却远未结束，他们还没拿到一分一毫的回报，必须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支付律师费。和妇女们的赔偿不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可以从这个案子中得到多少钱。目前，律所现金支付共计九十六万三百五十三美元，加上律师及其他人员为此案付出的两万四千七百九十小时，律所总投入为五百五十九万七千九百五十六美元。尽管如此，斯普伦格尔和兰却因为他们创造了良法而受到鼓舞。"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斯普伦格尔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给妇女们和洛伊斯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案件。"

第三部分冰雪消融第十七章无奈的和解（3）

在集团诉讼资格认定方面，他们的判决已成为先例；在责任认定上，他们赢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上诉时，又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劳埃德·齐默尔曼，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明尼苏达办公室的负责人，称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是"富有生命力的性骚扰案件。"他列出了该案取得的很多成绩："它是第一个被赋予集团诉讼资格的案件，第一个关于精神压力的集团诉讼案件，第一个在责任承担方面胜诉的案件，第一个得到上诉法院支持的案件。"他还说，"斯普伦格尔＆兰"理应受到尊重。"在实施雇佣歧视法方面，这些律师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大，有多少人愿意不拿报酬的工作十年？"他说这个案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给雇主的教训是，如果存在问题，就要纠正，而且要及早纠正；这还教育原告和律师们要坚持下去。"并且，它还给"其他案件中侵犯性的调查以重重的一击，使日后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提起诉讼时付出的代价更少一些。"对将来的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来说，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已使法律制度变得更加安全。

对妇女们来说，和解却复杂得多。那天晚上在双城，他们挤进比尔的斗篷车，由比尔开车送她们回家。车里的这些人已经一起去过三次明尼阿波利斯。在经过数年的对抗、关系破裂、和好之后，她们终于找到了能成为朋友的方法。至此，洛伊斯向明尼苏达州人权部提起对埃弗莱斯矿的指控已经十四年了。在她们的斗争已经结束的事实慢慢明朗起来之后，琼·亨霍尔兹转身向洛伊斯表示感谢："如果不是你，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这些。"

随着明尼苏达州北部寒冷冬天的景象从窗外向后退去，妇女们也开始分担她们的担心了。她们意识到她们希望得到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她们希望公司能向她们道歉；她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能信任她们的社区；她们希望别人能相信她们。但现在，她们的感觉是把自己卖了。她们不满足，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不满足与得到的赔偿金额无关。"我们过去一直说当地狱都结冰时，他们才会付给我们钱，"马茜说，"而事实就是这样。"

1999年1月15日，当蓝色特快专递寄到每位妇女家里时，她们才发现，要拿着和解协议换取现金，必须首先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另外，她们不能免于缴纳联邦所得税。根据《国内收入法案》，基于和解或判决的身体伤害赔偿不被认为是收入。1996年，国会修改了税法，将免税的情况仅限于身体伤害。既然妇女们和解的基础是精神和情感伤害，它们被认为是应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