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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她们对她的友情。在被孤立这么久之后，她终于重新走进她们的生活，她很喜欢这种感觉，但她仍然体验不到兴奋或喜悦，她已经混乱不清的大脑仿佛要保护她再受因失望带来的伤害。那天晚上她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第二天没有人给“斯普伦格尔＆兰”打电话，这是件好事。

除了雷·埃里克森询问证人的手段卑鄙不说，保罗·斯普伦格尔还认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奥格勒比·诺顿肯定会搞定这一切。毕竟，在取得集团诉讼资格之后，很多事也就随之确定。这一资格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原告不再是因被收买而可以轻易改变其主张的三个人，公司现在必须面对的是自1983年以来在矿厂工作过的所有按小时拿薪水的女矿工，公司也不清楚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花费及将来判决下来之后，还要赔付多少钱。

罗森鲍姆的裁决下来之后不久，德卢斯一位叫帕特里克·麦克纳尔蒂的联邦地方法官就退休了，雷·埃里克森接替了他的位置，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马上就会看到，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集团诉讼资格问题上，埃里克森没有为公司赢得胜利，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他被公司解雇或处于被解雇的边缘，但无论如何，当埃里克森成为联邦地方法官时，公司却拒绝继续接受他位于德卢斯的律所的服务，而改为让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更著名、历史更悠久的“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代理。

第二部分长路漫漫第十一章初战告捷(4)

“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共有三百多名律师，是明尼苏达州第二大律所。该所成立于1886年，拥有骄人的历史，其合伙人均为双城最杰出的市民，其客户均是最大的银行和企业。律所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商业中心，那是一栋高耸、钢筋和玻璃结构的摩天大厦，而这种建筑正是斯普伦格尔曾努力逃离的地方。如果谈到该所最突出的特征，那一定是其无情的职业道德。1982年感恩节，一场大火席卷了律所的办公室，所有员工———从合伙人到一般职员———把感恩节的那个周末全部用来抢救卷宗和材料，并准备于下周一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重新开张。

洛伊斯·詹森一案被分配给合伙人玛丽·斯图默，这是一个很正统的女人：发型刻板，进行诉讼时也按部就班。作为公司的代理人，斯图默很受人尊敬，她几乎每年在全美最佳律师评选中都榜上有名。她擅长为公司做不存在雇佣歧视的辩护，还擅长反驳原告方提供的专家证词。在该案中，担任她助手的是一位很有野心的年轻律师，戴维戈尔茨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他正在为成为律所的合伙人做最后的拼搏。

尽管斯普伦格尔了解“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他却从来都没听说过斯图默。1992年2月，当她接手这个案件时，曾打电话给斯普伦格尔要求给她一段时间来熟悉案件。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斯普伦格尔同意将案件暂放两个月。他非常自信的认为，一旦她看过卷宗、读过罗森鲍姆的裁决，她就会要求谈判。

对博勒来说，案件进程的减缓来的正是时候。一月份，她刚生下女儿罗西，要休三个月的产假，但她有时仍然去律所处理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事务。

1992年4月，斯图默给在华盛顿的斯普伦格尔打电话说要和他见面，那时，斯普伦格尔正在处理一起对波托马克电力公司（PEPCO），华盛顿地区最大的电力供应商，提起的集团诉讼。他原本打算在华盛顿再多呆几天，但因急于知道斯图默要说什么，他还是立刻飞往明尼阿波利斯。

来到斯图默的办公室后，斯普伦格尔向她陈述了原告的要求，他说原告要求制定一个性骚扰政策以及大约一百三十万美元的赔偿，其中包括律师费用和律师花费，那时，这个数额已超过八十万美元。斯普伦格尔说完后，等待斯图默提出不同意见。但她却出乎他意料地回答说因为客户没有授权，她无权擅自做出决定。斯普伦格尔被激怒了，她让他飞到明尼阿波利斯的目的竟仅仅是谈谈他的解决意见，而自己根本就没把想法拿到桌面上，斯普伦格尔认为她明显违背了职业道德。

但斯普伦格尔仍提醒自己：她并没有彻底拒绝他提出的条件。一回到办公室，他就和博勒起草了一份正式文件重申原告方的意向，希望斯图默一旦有时间和其客户协商，就会提出反要约。

斯图默对这份和解要约的反应是给“斯普伦格尔＆兰”寄来一份长且详细、备将来谈判之用的机密文件，文件长达五页，详细得不同寻常——它要求无论斯图默提出什么建议，原告方都不得做出评论也不得再对新闻界说什么。简而言之，它要求原告对案件保持缄默，无论斯图默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意见，他们都必须接受。

这份协议草案“很荒唐”。博勒后来说，她和斯普伦格尔拒绝在上面签字。斯普伦格尔不愿意看到事情的黑暗面，他宁可认为斯图默之所以这样做，或者是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是想的太多了。但博勒却认为这份协议不仅可笑，而且是将来谈判的一个不祥的预兆：双方肯定很难达成协议。双方就这份协议谈判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同意将之压缩为一页，从而避免了对斯图默提出的条件的进一步争论。

协议签署后，斯图默同意给“斯普伦格尔＆兰”支付三十万美元的律师费和律师花费，这使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非常震惊：原来斯图默起草如此详细的协议书的目的就在于推出这样一个超低数额，而她明知对方根本不会接受。“太低了，简直不可思议，而她的态度是要么接受、要么在法庭上见，”博勒后来说，“这不可思议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她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三十万美元，如果她认为我们可能接受她的条件，那么她一定是疯了。”

对此，斯普伦格尔有不同的解释。他看到对方的要约后，他认为对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争取更多的时间为审判做准备，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玛丽·斯图默时的看法，他并不喜欢对方的这一计策。这而也是斯普伦格尔和博勒最后一次单独和斯图默协商。“从那时起，只要我们想解决问题，我们就找戈尔茨坦或其他可能与我们达成共识、或至少是能礼貌的解释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要约的人谈，”博勒后来说，“斯图默不具备和解的素质，和解既需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也需要让步，需要对话。”

1992年夏末，铁燧岩工业真正陷入困境中，矿山成本最高的铁燧岩制造商埃弗莱斯矿也遇到了麻烦。9月，埃弗莱斯矿的四大股东之一，新泽西州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宣布计划从巴西进口更便宜的矿石，这种被称为“国外倾销”的现象在侵蚀着各处的钢铁市场。几个星期后，一份题为“埃弗莱斯矿降低成本计划”的建议书就在矿厂流传起来，其上写着“现在，钢铁价格现在如此低廉，甚至比克里内克丝面巾纸和土豆还要便宜。”建议书还说，为了维持竞争力，工厂必须将每吨矿石的成本降低十美元。十月初，《德卢斯新闻论坛》刊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矿厂关闭使铁矿山的生活变得不确定起来”。文章还说矿山七家矿厂中已有五家宣布1992年将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