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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底，当洛伊斯在被裁员六个星期后重新回去工作时，她的压力突然加剧。她患了妄想症，而胃溃疡也更厉害了。她经常做恶梦，经常梦到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乔·比约格刚从明尼阿波利斯搬到墨西哥，在那里与他的兄弟合伙经营一个生意。他带着洛伊斯飞到圣路卡斯休假，并与她每周通三次电话，但他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使他们逐渐疏远。正当她准备回去工作时，埃弗莱斯矿宣布其净收入降低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当时，矿上和矿山的酒吧里谈话的主题就是另外一轮的裁员，甚或关闭矿厂。钢铁工业衰落的每一个坏消息都使洛伊斯觉得自己越来越脆弱。电话铃又响了，帕特不再那么兴奋。“我们没有得到，他没给我们禁令。”

这个消息使洛伊斯的胸口觉得憋闷，她几乎不能呼吸。洛伊斯坐在桌子旁边的一条长凳上，把头埋在手里开始大哭。“当时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龙卷风或飓风之后，”她说，“你很高兴你还活着，但房子没有了，猫也死了。”对洛伊斯来说，没有法律保护的胜利是最糟糕的。“我需要听到‘禁令’，这样我就能跪下说谢谢你，”洛伊斯说，“实际上，根据书面裁决，我们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每个人都知道谁参加了诉讼，但我们却得不到任何保护。”

集团诉讼的资格让洛伊斯、帕特、凯西及其他想参加进来的人看到了起诉奥格勒比·诺顿的希望。因为马上要牵涉到钱，而且是很大一笔钱的问题，所以现在的赌注比以前还要大。洛伊斯很害怕，如果仅仅因为起诉，他们就拿绞刑架来威胁她的话，现在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之后，他们又会怎样对她呢？她马上想到了工厂里那些很危险的地方。她又给帕特打电话，说：“我还敢再走进颗粒工厂吗？我不想成为乌龟俱乐部的一员。”乌龟俱乐部的成员是指那些被不喜欢他们的人从高处用诸如锤子一般的坚硬物品砸中的人。

罗森鲍姆驳回他们的禁令救济请求，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尽管很失望，却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现在还没有证明公司应对维持恶意的性骚扰环境负责，也没有证明他们处理雇员纠纷的政策不够充分。在没有证明公司应做某事之前就命令它这样做，也未免太过于草率。进行集团诉讼资格听证的目的是决定女矿工们能否一起寻求救济，而义务的承担则要待确定她们主张的合理性的听证后结束后再做决定。12月17日清晨，洛伊斯给博勒打了个电话。博勒很快注意到洛伊斯非常心烦意乱，她很担心。“我知道洛伊斯变得越来越脆弱了。”洛伊斯也给斯普伦格尔打了电话，那时他还在华盛顿。他们的谈话把斯普伦格尔搞糊涂了。“我们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洛伊斯却很悲痛，我真的不能理解。洛伊斯似乎有点疯狂，她想要正确的东西，但她真的不知道想要什么。”对斯普伦格尔来说，洛伊斯好像不理解他们其实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这是关于性恶意的工作环境的第一起集团诉讼案。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罗森鲍姆的裁决是“斯普伦格尔＆兰”所赢得的一次巨大的胜利。“（《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并没有规定工作环境应成为维多利亚式的沙龙，白手套、水晶和精致的瓷器从来既非必要也并非为人们期待，”罗森鲍姆写道，“法庭采纳了侵犯行为普遍存在的证据，在墙上和餐厅、工具库、柜子里、桌子上和办公室里随处可以看到含有明显的性意味的乱写乱画和海报……妇女们讲述了出其不意的触摸，包括亲吻、掐和捏等；妇女们还讲述了那些冒犯性的话……以及……关于女人不属于矿上、抢了男人的工作、应该在家照顾孩子的评论。法庭认为这些证据足以使原告的性骚扰诉讼成为一个集团诉讼。”

罗森鲍姆还批判了奥格勒比·诺顿的观点，即由于许多妇女都没有投诉工作场所明显含有性意味的东西，公司不应对容忍这些东西的存在负责。“被告声称，”他写道，

“没有将缺乏保护作为原告抗辩理由的先例。”

在全国范围内，罗森鲍姆的意见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先例。该裁决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确定，公司应该就恶意的工作环境的存在向所有雇员，而不仅仅是向某个雇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直到集团诉讼的资格被确定之后，我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历史性的案件，”斯普伦格尔说，“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某些特别的东西已经发生了。”

巧合的是，紧随希尔－托马斯论辩之后，国会于1991年11月底对第七条的修改使罗森鲍姆判决的意义更为重大。修改后的第七条规定在所有的歧视案件中都可以请求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伤痛和损害赔偿。《1991年民权法案》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案件的影响尤为巨大，因为尽管过去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可以根据其他联邦法律获得金钱救济，但妇女们却不能得到联邦法律的保护，新修订的法律使每位受到歧视的妇女最多能得到三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但该法案对洛伊斯和其他女矿工却没什么影响，因为她们本来就可以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请求救济。但既然不仅法律中新增了数额巨大的金钱损害赔偿的规定，而且性骚扰集团诉讼资格也得到了通过，性骚扰领域的巨大变革已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