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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过量服用安眠药时，你知道这将终止格雷格的生命，是吗？"

"不，先生，我当时根本没考虑格雷格的问题。"

"为什么没考虑？"

"当我服用过量的药物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肚子里的胎儿。"

"你只考虑到你自己的情况，是吗？"

"我只知道我很生气，我只考虑到我的情况。"

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但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洛伊斯艰难地经受住了接下来的调查。在刚刚被指控为蓄意谋杀后，现在，她又回答了关于嗒咪出生及她决定将嗒咪送去收养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为之感到失落。然后，埃里克森把话题转到她上班时的用语上，洛伊斯是否说过"tā • mā • de"这个词？她承认，有两三次她气坏了，曾说过这个词，她对每一次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又问其他女矿工的情况：黛安·霍奇是否说过这个词？简·弗兰德？米歇尔·麦思茨？格雷格？是在家里说的吗？

最后，他又问到她的精神健康：上次去看医生是在什么时候？最近什么时候向医生承认她有压力？现在是否觉得沮丧？

突然，五个小时的折磨结束了。埃里克森站起来大步走出房间，他没有得到什么新信息，但却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为将历时悠久的赖皮战术打下了基础，他提问的弦外之音是洛伊斯其实是自己的错误和弱点的牺牲者，而非矿上男矿工们的非法骚扰的受害者；通过问她及其他女矿工说的脏话，他的意思是，她、女矿工们和与之共事的男矿工一样粗鲁并有攻击性；而最后问她的精神健康史，他是要给法官留下一个她的情感和精神都不稳定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埃里克森让洛伊斯知道将要进行的审判是多么残酷，他仿佛在说："这就是你要得到的，你真的还想要更多吗？"

离开会议室后，洛伊斯非常安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座大房子把我的头罩住一样，"她后来说。即便是已经习惯于各种刻薄的调查的斯普伦格尔也气坏了。"雷·埃里克森是我最厌恶的人之一，"他后来说。从德卢斯驱车回家时，洛伊斯非常紧张，她甚至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在咔嚓作响。眼泪从她的脸颊上像小溪一般流下，止住之后，又突然开始，并且泉涌而出，完全失去了控制。回到家里的停车场时，她还在哭泣，还在颤抖。"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如果让其他人也参加到这个诉讼中，埃里克森也会这样对待她们。"

"对洛伊斯的第一次调查或许标志着她的状况从此变得更加艰难，这就是诉讼，"克莱尔·贝尔说，"询问具有攻击性，而问题也都具有侮辱性--这是违法的。"像许多人一样，洛伊斯过去曾在感情上受到过伤害。现在，她必须同时面对它们。"只要想想生命中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贝尔说，"再设想所有的痛苦都被对方律师在某个死气沉沉的会议室全部提起，就会知道这种感觉是多么糟糕了。"

那天晚上，琼打来电话；一会儿，帕特也打来；但洛伊斯一个都没接。整整三天，她没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最后，她打电话给简·兰--她已经逐渐对她的同情产生了依赖。洛伊斯首先向兰道歉，然后说："我感觉我一生都很失败。"兰试图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安慰她，但却无能为力，这也是她为什么这么讨厌性骚扰诉讼的原因--这对涉案妇女来说很不公平，而此时，律师也确实不能给她们什么帮助。

六个星期后，也就是1990年7月20日，洛伊斯又接受了第二次调查。这次，洛伊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她比上次更紧张。这次调查共持续了九小时二十分钟。埃里克森从女矿工们对洛伊斯和帕特诉讼的抗议书问起：女矿工们为什么在抗议书上签字？这是否意味着她们不赞成她诉讼？洛伊斯坚持自己的看法，解释说女矿工们签字是因为恐惧、因为害怕报复。他又问促使她提起诉讼的详细过程，洛伊斯必须再次回忆许多发生在十年前、甚至是十五年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辩方律师的目的是让原告纠缠于尽可能多的细节中，并希望审判时证人证言和她在被调查时所描述的细节有一些出入。任何差别，不管多么微小，都会在审判时降低证人的可信度。

但现在轮到埃里克森看看他面对的是谁了：洛伊斯拥有非同寻常的记忆力，而且，自1987年以来，她一直坚持写工作日记。她平静而清晰的回忆了在埃弗莱斯矿发生在她和其他女矿工身上的事。她回忆了以前对话的内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细节。当埃里克森拿那些sè • qíng图片和乱写乱画的东西给她看时，她能准确说出什么时间、在哪里看到的这些东西。这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她的经历，而这些都被记录在案。

1990年6月和7月，埃里克森到埃弗莱斯对帕特·科斯马施进行了两次共计八个小时的调查。虚弱的帕特坐在轮椅上，对埃里克森提出的大部分极具攻击性的问题做了有力的回答。对她所知道的洛伊斯和其他女矿工遭受的性骚扰，他一个也不放过，而且仔细盘问，就好像这些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一样。在第二次调查将要结束时，帕特开始觉得累，她不能回答埃里克森提出的有关她的现金支出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回答，那么，这就是在浪费我和你的时间，"埃里克森刺激她。

在洛伊斯接受第二次调查之后，斯普伦格尔和兰一起飞往克利夫兰和奥格勒比·诺顿的高级官员及其法律顾问讨论解决方案，当时，雷·埃里克森也在场。"这是一次非常诚恳且专业的会晤，"兰回忆说，"我们就和解进行了深入谈判。"斯普伦格尔和兰同意和解，但条件是奥格勒比·诺顿同意采纳性骚扰政策，并支付大约四十六万五千美元的赔偿及二十一万美元的律师费用及开支。

公司当时没提出什么额外要求，并同意考虑他们的提议。"离开时，我们对和解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兰说。他们一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就给公司发了一份正式的和解要约，其中包括制定反性骚扰政策及员工培训计划的具体方案。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还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他们就又给公司写了一封信，希望再次谈判。再一次地，他们没有收到回信。

同时，随着调查的继续，"斯普伦格尔＆兰"的花费也在不断增加。凯西和帕特已经接受了调查，矿上越来越多的男矿工也接受了调查。他们收集并整理了病历记录，然后仔细翻阅。对方也要求提供更多的文件，他们也逐一答复。1990年10月，琼·博勒再次去埃弗莱斯矿查阅人事记录，这是调查程序的一部分。与她一起前往的是埃德·巴基，他六十四五岁，曾是一位会计，对文件非常熟悉。保罗·斯普伦格尔雇佣巴基来管理律所的资料，并训练他成为法律助手。博勒这次去矿上，是试图证明公司在雇佣方面存在歧视。

博勒和巴基工作的大办公室的墙非常薄，博勒能清楚听到隔壁屋子里的所有谈话，她听到一个女人拿着两位男老板的记时卡走进隔壁房间。"她进来后，那些男人都开始评论她，所有评论都与性有关，"博勒回忆说。这个女人离开后，"男人们却继续着他们的评论。"突然，谈话停止了，男人们好像突然意识到博勒就在隔壁。

11月，他们仍然没有收到公司对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的答复。斯普伦格尔只能得出结论：公司里更高层的管理人员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些支持和解的人的意见。这使斯普伦格尔更加困惑：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的决定往往不是基于公司的最佳利益。很显然，对埃弗莱斯及奥格勒比·诺顿来说，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花最少的代价、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女矿工们的要求非常合理，即便他们已经把律师费由二十一万美元提高了一些，但依然很低。目前是解决问题的黄金时机，因为此时，公司无需花太多钱就能把问题解决。

但公司对他们所提出的和解要求却保持沉默，于是斯普伦格尔知道奥格勒比·诺顿的某位高级管理人员根本不是在冷静的处理问题，对原告律师来说，这是最可怕的噩梦。

第二部分长路漫漫第十章激烈的听证会(1)

1991年春

最高法院首次承认恶意工作环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性别歧视，并明确指出公司如果没有制定并执行反性骚扰的政策，就应当因为恶意工作环境的存在而承担责任。妇女们的证言已经表明埃弗莱斯矿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下一步就是要证明公司应对此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公司知道或应该知道骚扰的存在，却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其发生。

1991年3月12日，当黛安·霍奇和琼·亨霍尔兹走进福布斯用红砖砌成的联盟大厅时，地上灰色的积雪足足有半英尺深。斯坦·丹尼尔斯让她俩及另外两位女矿工，米歇尔·麦思茨及戴比·塞莎，提前一小时下班，与联盟的律师一起去开一个会。一个月前，斯坦听说进行集团诉讼资格听证的时间已被定于1991年5月31日，案件将要开庭，而且联盟也被列为一方被告，这使斯坦不得不采取行动。

会议室里，和斯坦坐在一起的两位律师分别是希格比和埃里克森，当时，黛安认为他们都是联盟雇佣的律师。直到几个月后，她才知道雷·埃里克森代理的是奥格勒比·诺顿。斯坦请妇女们坐下后，解释说洛伊斯、帕特和凯西·安德森对联盟提起了诉讼，这将使联盟失去它所有的资金，他说案件被诉到法庭根本毫无理由。他知道所有的女矿工都想要一个性骚扰政策，而联盟和公司也正在准备制定该政策。为此将成立一个包括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