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2/4）

牧牛有罪。

所谓大赦，就是从打一千下变下。

剩下的刑罚变成罚钱。

于是赔付的铜钱，被训做成了宗旅（族）之盉。

……

这格宗旅之盉也就是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窖藏里面出土的训匜西周青铜器。

整个青铜器则是被董家村一个叫做董宏哲的农民给挖出来的。

一连挖出好几个青铜器。

最后上报有关部门。

全国各地的专家蜂拥而至。

岐山董家村也就是开始出名了。

仅仅是这个青铜器就可以讲述一个相当经长的故事。

从它的铭文考释，也能够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

比如可以知道西周的审判是由司法官吏主持的，罪犯跟证人都必须到场，而且，贵族官员却享有特权，因此，牧牛奴隶的上司没有到庭，也是可以的。

甚至，口供成了主要熬的证据。

不过誓言也很重要。

也需要认证、书证、物证等证据。

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证据制度。

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摒弃了夏商的神示证据。

甚至，这些出土文物也成为衡量存世文献《周礼》等典籍真伪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那么李学勤先生，在文章里面都考释了哪一部分？

又有哪一部分，是前人的考释？

实际上，唐兰先生，在《文物》1976年第5期，也写过：《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李学勤先生的考释跟唐兰先生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同。

器铭第2行的“成”字后一字，楷写作“?”若“?”，当无误，但在释读时却遇到了疑问。李学勤先生指出，在铭文里面这个字读为?，在文义上是不可通的”，并以《说文通训定声》所言“从（歺又）声的字常可和从赞声、献声互通”为据，认为这个字应读为谳。

《说文》：“谳，议罪也。”

李先生还指出谳的意义接近于判决”。

李先生的观点得到多数与会学者赞同。

那么唐兰先生的观点呢？

就没有人认可吗？

自然不会。

唐兰先生以“音近通用”为根据，说“?就是汉代法律上专用名词的劾”，此说也有不少学者赞同。

然而，不过他们怎么考释。

有一点，基本上是趋同的。

即认定此铭是一件法律文书，因而读谳、读劾，都指向性非常明显。

此外，李学勤先生认为，“控告牧牛的上级官长，则因为身分显贵，依当时制度不亲自出席审讯。”

尽管如此，在判决书上要写明争讼双方之名，也是必须的。

《曶鼎》所记“邢侯”、“限”即如此。

反正，整个文章考释下来，对比前人的观点，又表述自己的观点。

慢慢听下来，也蛮有意思。

就是太考究基本功了。

不是一个可以糊弄的文章。

当然，期间也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与会的一个女学者就写了一篇《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

文章例举了宾、历组同人、同事类，特别对区别“贞”字分期的标准，列举了宾组和历组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以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王”字形体的写法，然后作者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类的例子，对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补充。

这篇文章看起来，本身没啥问题。

苏亦之所以觉得有趣，完全就是因为它是在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写的文章。

所以并非与会学者，都要学各种文字考释类的文章。

那么李先生的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什么？

自然是关于“妇好”墓的。

在国内各个考古墓葬遗址之中，妇好墓极为出名，却让人印象深刻。

一般来说，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经盗掘，想要找到未扰动的大墓极为不易。

1976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座没有盗掘过的墓葬，获得大量精美文物。

由于这座基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

“妇好”墓是无墓道的竖穴墓，长米，宽4米，墓的规模如果同过去发掘的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说是中型的。

不过，它所蕴含的遗物却异常丰富，青铜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妇好墓的发掘者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两者互相成就，让妇好墓的故事更加传奇。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李先生的文章中来，他写这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那么真的可以消除争论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这个文章一出来，基本上就没啥人认同。

首先张政烺先生就不认同。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作宾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一下子，就让这个问题成为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

会议上，因为AH博物馆的女学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围攻。

好吧，用围攻这个词来形容不合适，但确实争议很大。

大家普遍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学者，以及浙****的一位年轻学者支撑。

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位未来，肯定会受到李先生的关注。

如果是投机取巧之辈，混上去，声援李先生，说不定就赚取人情分了。

苏亦对此倒没发表什么意见。藲夿尛裞網

他很清楚，李先生这个分法，不能说全错，但也不合适。

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方法。

很长时间一来，大家都遵从这个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后，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

到了后来，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理论。

但是一个理论，从开始到成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大量的试错的。

人家年轻女学者，可以写这种小文章，那么苏亦呢？

至于他，主要是打酱油的。

他是真的打酱油，写了一篇关于《何尊铭文新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有些后人的见解，跟唐兰先生也是一脉相承，中规中矩，没啥好说的。

也没啥新意。

更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观点，引起巨大的争议。

高铭、邹恒两位先生也不意外，都直到他开学就做了一场“宅兹中国”的报告，知道他对何尊铭文，有深入研究。

高铭先生也鼓励他望这个方面探究。

毕竟合作虽然是六十年代发现的，但真的火爆学术界也是七十年代，75年到京参展以后，才被学者广泛关注加以研究。

他关于合作铭文的重新解读，更多是对其背后历史的考释而非铭文上，在铭文上，唐兰张政烺马承源几位先生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能继续的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