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偶然（3/3）

现在，想要跟于道泉先生学藏语，也不可能。

以后有机会了，倒是可以拜访王尧跟陈践践两位老师，这两位也敦煌学专家。

这个时候，这两位应该还在合力翻译于道泉先生从法国带回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巴科(****t)、杜散)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Thos)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作了15年之久的研究，1940年在巴黎出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1980年10月，王尧跟陈践践的译本才出版，苏亦想要看这本书的译版，还要等两年。

这书要看原版？

苏亦也看不懂。

因为这书原版是用古藏语写的。

托玛斯是个牛人。

他在1906年～1927年间先后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

到1963年共出版了四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400余支古藏文木简。

在古藏文研究领域上，这位爷，已经是权威上的权威了。

苏亦想要在藏文方面有所成就，他还要好长的一条路要走。

未来，不涉及到藏地佛教考古的研究，或者说，不专攻这个方面的话，他也放弃研究藏文了。

毕竟在这个方面，他一点优势都没有，起步又很晚，又没有地缘优势。

比如前世，川大做雪区考古就很有优势，他们考古文博学员的霍院长就是这个方面的权威。

其实，苏亦这段时间的重点，还是放在古文字的学习上。

全都是因为上次去高铭先生家里做客的原因。

说到北大考古系的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铭先生是功不可没。

这一点，从他的学术背景就可以知道。

高铭先生从事古文字教学，是从1960年开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课是由两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讲授：他们分别是张政烺跟唐兰两位先生。

张正烺先生是从52-53年，而唐兰先生则是从54-57年。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苏亦才知道，唐兰先生的古文字课程大部都是在故宫上的。

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年，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w_/a_/p_/\_/.\_/c\_/o\_/m

高铭先生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

当然，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唐先生给了他很多指导，孙贯文先生也给了他很多帮助。

在高先生的著作中，很容易看出他受到唐兰先生生诸多影响。

。

因此，高铭先生一直是怀着极大敬意，称呼唐先生为我的老师。

孙贯文先生，也是高老师最怀念的故人，被他亲切地称他为良师益友。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多中，高铭先生的在古文字方面的成果，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带学生田野实习上。

他也就写了三篇文章。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绩》。

前两篇还是十年前写的，后一篇，则是在十年间，主要是72年以后，北大考古专业开始复课了。

他才有机会与俞伟超先生合作。

从这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看来，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是真的很不错。

1970－1978年，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这段时间里，考古专业陆续编印过一批考古学教材。1974年，高老师也编印了《古文字学讲义》。这份讲义就是他后来写作《古文字类编》和《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基础。

高铭先生的著作主要写成于十年结束以后，能发表出来，跟其他先生一样，都是八十年代了。

比如他的《古文字类编》，就是1980年出版的，跟前面提及的王尧跟陈践践两位翻译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样，都是同样的出版背景。

现在，苏亦用的也只是74年高铭先生编写《古文字讲义》。

他也在翻这本书。\./手\./机\./版\./首\./发\./更\./新~~

忙得很。

所以，忙碌一周之后，才在图书馆阅览室，偶然遇见黎新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