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代英主（2/2）

第一个例子。贞观年间，唐太宗问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大臣回答：“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隋文帝是个克己复礼的好皇帝，早早上班，很晚下班，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只能吃工作餐，让卫士从外面把饭直接递到办公桌上来，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啊！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评价的呢？唐太宗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大意是说，你这样夸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这个人性情很苛刻，心里也并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判断不好，又因为多疑，不肯信任别人，所以只能事必躬亲。而且，因为他靠欺负孤儿寡妇取得天下，唯恐百官不服，所以并不能真正信任他人，只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这样一来，他是累得半死还不讨好，而百官则是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做。这种不能摆正君臣关系，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的皇帝哪能算是好皇帝？

第二个例子就更有说服力了。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饥荒时，隋文帝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故事十分感人。但是，唐太宗可不这么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库房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当时国家粮食储备有的是，完全可以开仓放粮，让老百姓渡过难关，但是，隋文帝却不这样做，只是流着眼泪，跟老百姓一起逃荒，这哪是爱护百姓啊？分明是妇人之仁，廉价的同情啊。把粮食看得比人还重要，这就是不识大体。

唐太宗也是皇帝，皇帝看皇帝，算是内行人看内行人，果然看得门道比较深。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发现，隋文帝确实有一些政治智慧，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缺乏一种大局意识，缺乏一种恢弘的气度，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悖论，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隋朝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所谓幸福指数不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高。因为隋文帝管得太死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隋朝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喜欢过节，特别是元宵节那天，不仅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青年男女还要戴上假面，走街串巷，一些艺人也到街头进行表演，载歌载舞，很多人都出来观看。这本来是挺好的事，可隋文帝居然认为，这类活动贵贱不分，男女混杂，有伤名教，干脆一声令下，禁止过节。

连这样的单纯娱乐活动都不能容忍，管得太宽，也太刻板了。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之下，可以想象，老百姓虽然生活安定，但是也非常单调，没有一种真正舒心的感受。

第二，官员幸福指数也不高。

首先，隋文帝太刻薄寡恩了。今天用你，明天就有可能杀你。按照《隋书》的说法是“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开国功臣，杀的杀，贬的贬，留下来的没几个了。

就拿高颎来说吧，既是佐命功臣，又是辅政大臣，还是战争统帅，文武双全，为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隋文帝对他非常倚重，倚重到什么程度？隋文帝建新都大兴城，高颎全盘谋划，经常到工地去巡视，每次去了都坐在一棵大槐树下办公。后来，这棵大槐树的南面建起了朝堂，要重新栽行道树，好让整体格局整齐美观。大槐树的位置比较不伦不类，工人就说砍掉算了。没想到隋文帝说，这是高颎办公的地方，算是历史文物，一定要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高颎的操劳。这样一来，这棵树就真保留了下来。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

隋文帝的赞赏也换来高颎的忠诚，为大隋王朝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二十年。可是，开皇末年，就因为高颎反对废太子，隋文帝就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诬陷他谋反，直接贬为平民。这就太过分了。对一个最忠诚的老臣都能如此无情，可想而知，对其他官员更是缺乏最基本的宽厚之心，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办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感。

其次，隋文帝越到晚年，用人思路越褊狭了。隋朝开皇初年，李德林非常得宠。李德林是一个有dú • lì见解，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能用敢讲真话的人，这当然体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

但是后来，隋文帝嫌李德林太有棱角，改宠苏威了。苏威是一个能把皇帝的每个想法都落实下去的办事人才。只用办事人才，这在器局上就已经差下来了。

后来，隋文帝觉得苏威也太坚持己见了，改宠杨素。杨素是一个能迎合皇帝好恶的人。只用逢迎之人，这当然说明他的气量更小了。

可是，最后连杨素也显得太过dú • lì了，隋文帝改宠柳述。柳述没有什么真本事，仅仅是一个乖女婿，完全唯皇帝马首是瞻，根本谈不上大臣，只能算机要秘书了。

随着隋文帝的用人范围越来越窄，官员们发挥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英雄无用武之地，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了。

众所周知，隋文帝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整合在一起，各种矛盾非常复杂的社会，关中、山东、江南三大部分，生活方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经济水准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社会稳定下来，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用人不疑的精神非常重要，但是，隋文帝恰恰缺乏这样的气度和精神。

本质上讲，隋文帝的为人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多威少恩意味着人们只能畏惧他，但是不会真正拥戴他；多张少弛意味着社会已经是满负荷运转，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弹性；多政少德意味着，人们只能建立制度，依赖制度，而不能相信道德，依赖道德。然而，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三、矛盾的皇帝

说到这里，就已经明白，为什么西方人对隋文帝评价相对高，而中国人对隋文帝的评价相对低了。因为隋文帝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皇帝，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一面是高智商，外在表现是建立了那么多优秀的制度，这也正是西方文化看重的东西。

另一面则是低情商，外在表现是苛刻多疑和急功近利。这让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真正的道德和精神，而这也是中国文化比较看重的东西。

把这两面加起来，才可能是一个相对全面的隋文帝。

那么，隋文帝这种两面性是从哪儿来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非常重要。

第一是他的个性。隋文帝从小就是一个自律的人。自律到了刻板严肃，毫无情趣的程度。我们都知道，唐太宗爱书法，唐玄宗爱音乐，谁能知道隋文帝爱什么？他似乎什么也不爱，除了政治。毫无疑问，这种心无旁骛的自律精神正是隋文帝超过南北朝时期大多数皇帝的优点，是“开皇之治”能够实现的基础之一。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自律的另一面是什么？是不宽容。既不宽容自己，也不宽容别人。自己崇尚道德就要求别人道德高尚，自己早上班晚下班，就要求别人也满负荷工作，无论对儿子、对大臣，还是对百姓都一个态度。这其实就是前面讲的多张少弛的体现。

第二是他的文化素质。隋文帝小的时候受过寺院教育，少年时代又在太学念了不到两年书。这样的文化素质，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半吊子文化人。

这种文化素质，从正面来讲，意味着隋文帝知道文化的力量，所以，他才会搜集图书，兴建学校，力图偃武修文，打造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

但从反面来说，又意味着他对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只知道利用文化，不知道涵养文化。一旦文化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他就会急躁，就会抛弃文化。

举一个例子。隋文帝曾经大力兴建学校，不仅在中央设立学校，地方州县也要求兴建学校。这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是，到了仁寿元年（601），也就是办学十年后，他忽然下了一道诏令：“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我办了这么多年学了，怎么还没选出几个有用的人才？看来，招这么多学生没用，干脆精简一下吧。全国只保留了国子学的七十二个学生，其余的学生一律回家，不用念书了。

隋文帝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太有问题了。有道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哪能期待几年之间就见成效？就以今天而言，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整整十六年时间，这也还只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远远不能说发挥什么栋梁作用。而隋文帝仅仅因为十年内没有培养出高级人才，就急不可耐，干脆解散学校。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正是多政少德的体现。

第三是他生活的时代背景。隋文帝生在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他自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既有胡人的尚武精神，也认同汉人的制度文化。这种融合性使得他能站在时代的潮头。但是，几百年的战乱和少数民族统治带给他的也并不都是好影响。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短命和统治的不稳定，几乎每朝每代，包括他自己建立的隋朝，都伴随阴谋和血腥，这无疑在他心中留下了猜忌和杀戮的阴影，让他对任何人都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甚至不惜对儿子和功臣大开杀戒。这也正是多威少恩的体现。

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时代，一方面促成了隋文帝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制约了隋文帝的发展，让他在取得丰功伟绩的同时留下了巨大的问题——急功近利。开皇十四年（594），正是在隋文帝的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临幸并州，写了一首《宴秦孝王于并州作诗》。这也是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首诗。诗文如下：“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年轻的容颜能保留多久？花容月貌不过是转瞬即逝。花儿瞬间就会凋落，白发也很快就会覆满你的头顶。人生不就是这样短暂吗？到明年、后年的时候，有谁还活在这世界上，又有谁会一去不复返？

诗写得很真诚，但并不算特别出色。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隋文帝的内心世界太不丰满了。他只知道感慨人生的短暂，却不知道，人的肉身之外，还有精神可以永恒。

比一比曹操的《龟虽寿》就能够看出巨大的差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也感慨人生的短促，但是，这种感慨让他升华，升华成“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这就是曹操的伟大与雄壮之处，也是隋文帝不能超脱的地方。

正因为隋文帝没有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太执着于肉身的功业，太急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一切事情都办好，太不考虑社会的可承受度了。这其实也正是隋朝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千多年来，人们经常说，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选错了接班人，因此才导致了隋朝的短命。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杨勇接班，是不是能比杨广更好。我们永远无法改变隋朝的走向，但是，我们可以一次次地回首隋朝的来路。回首那个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如何在金戈铁马中成长，回首那个叫杨坚的皇帝如何在惊涛骇浪中历练，也回首那个被称为隋文帝的人如何在历史中被反复定位。隋文帝是一位历史人物，但对他的每一次定位都饱含着新时代的精神。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但我们也一直悄悄地把自己的烦恼和期待加在历史上，期待历史真的能够勾连起未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