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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时候，男生女生围坐一团，讨论家里的伙食。他们为妈妈做菜好吃还是爸爸做菜好吃，吵得不可开交。

那一天，有个虎头虎脑的男生回过头来，瞪着眼睛问的认真：“姜莞尔，你们家是妈妈做饭还是爸爸做？”

我茫然的和他对视，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们家下厨的都是小阿姨。”

“小阿姨是什么？”七岁的孩子全不知阶级为何物，偏回头去询问同伴，一个早熟些的女孩咧嘴道：“笨蛋，这都不知道，就是花钱请了到家里干活的。”

“姜莞尔，你妈妈呢？她不会做饭么，做什么花钱雇别人？”

我不知道原来在一个家庭里，母亲的形象，应当是举着菜铲挥汗如雨的。

而我的妈妈，总是修饰着无懈可击的妆容，身着板正的职业装，早出晚归，形色疲惫。

她说，她和爸爸要管理很多的事情，挣很多的钱，才能让我过的幸福。

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有一日放学，我问安宸哥哥。他仔细想了，笑吟吟的回答我：“大概就是想要什么就能拥有什么吧。”

我低头默然：那我应该是个容易幸福的人，因为我想要的东西，总是很少的。

特别是跟安宸在一起，我可以笑的很开。嘴唇咧到耳根，露出一口白晃晃、齐整整的牙来。

他每天接我放学，雨天晴日，一天也不会间隔。渐渐的我们不再需要人接送。

两个人，每天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的拖着步子回家。他买街边的小吃给我，我捧在手里不顾形象的鼓着脸大嚼。

树上的梧桐铃子结了又落，落了又结，沿街的小家小铺开了又关，换上新的招牌。日子疏忽的过着，一不留神就是十多个年头滚过。

我开始读懂母亲看着我们时，眼中盈盈不道明不掩饰的笑意；我开始发现安宸牵起我时，手心凉凉的细汗流经；我开始明白青梅竹马四个字背后，不言而喻欲盖弥彰的暧昧隐含。

我可以假装不懂，却躲不过安宸望向我时，越来越专注炙热的眼神。

终于有一天他请我不再叫他哥哥，他拉着我的手，问的小心而诚恳。而我感到的不是心动，而是对儿时纯真逝去的无力。

他走了，去英国留学。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走过长长归家的路；一个人在灯下演算恼人的数学；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看淘来的碟片。

安宸的信来的频繁，即使有时只是短短的一句“连着下了三天雨，屋子很潮”，或者干脆是“最近很困，想吃糖炒栗子”之类。

却还是透着浓浓的离愁和无奈。

我坚持在给他的信上“哥哥”“哥哥”的叫着，心里却受到失去他的巨大落寞蛊惑。

偶尔趴在窗台上看对面漆黑一片的空房子，考虑着是否要屈服在母亲运筹多年的“娃娃亲”计划里。